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市工业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市工业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铜政办〔2006〕81号
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铜陵市工业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六年九月十八日
铜陵市工业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加强污染治理，完善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搭建平台,提高环境管理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是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评价标准、评价指标和评价程序，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
第三条 铜陵市行政区域内工业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和公开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铜陵市环境保护局负责组织、指导本行政辖区内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县、区环境保护局必须建立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指标数据库，结合政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向社会公开。
第五条 应当使用经国家环保总局确认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评价。
第六条 环境行为评价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统筹规划、扎实推进的原则；
（二）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
（三）程序严密、公开透明的原则；
（四）动态管理、持续改进的原则。
第七条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周期为一年，评价结果纳入铜陵市社会信用体系。
第八条 鼓励社会团体和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进行监督。
第二章 环境行为评价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参加环境行为评价：
（一）属于统计口径向社会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二）经批准申请参加环境行为评价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三）超标排放或者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污的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
第十条 环境行为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企业污染物排放行为指标、环境管理行为指标、环境社会行为指标以及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行为指标等内容。
为改善环境质量需要调整评价指标的，由市环境保护局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布后施行。
环境行为评价指标一经公布，任何组织、部门和个人在评级过程中不得擅自改动。
第十一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需要，建立企业环境行为数据库，并对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和准确性负责，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客观、公正。
第十二条 企业应按要求如实提供评价有关基础资料，拒绝提供的，负责评价的市环境保护局将按照所掌握的有关情况进行评判，不影响对该企业的环境行为评价和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不按要求提供有关基础资料而造成评价等级下降的，其后果由企业负责；谎报、瞒报有关数据获取较高评价等级的，一经查实，取消原评价等级，重新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和原因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环境行为评价结果的公布
第十三条 市环境保护局会同市监察局对评价结果进行审查，并在初审结果公示前15日内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有关企业。
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接到书面告知之日起7日内，书面向市监察局提出复核要求，并提供有关依据。市监察局在收到要求复核意见5日内，应当会同市环境保护局对企业有关情况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企业。
第十四条 市环境保护局应当在铜陵环境保护网站（网址http://www.tepb.gov.cn）上对复核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日，接受公众的监督，并组织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形成评价结果。
第十五条 公示期满后，市监察局、市环境保护局应将评价结果和公示反映问题的处理情况报告市政府。
第十六条 按照企业环境行为的优劣程度，评价结果分为很好、好、一般、差、很差五个等级，依次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色标示。
第十七条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结果经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公布媒体应为市公开发行的报纸或电视台、电台以及市政府公共网站（网址：http://www.tl.gov.cn）。
第十八条 原则上每年“六·五”世界环境日前后公布企业上一年度的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结果。
第十九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定期组织企业所在地单位、社会团体和公众召开企业污染控制报告会，有关企业应当报告污染治理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四章 奖惩制度
第二十条 连续两年被评为绿色等级的企业，市人民政府授予“绿色企业”称号，市环保部门推荐申请省级“绿色企业”和“国家（省）环境友好企业”。
连续两年获绿色等级企业可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参加各类评先评优活动以及其它事项需出具环保守法证明的，环保部门可简化核查手续。
第二十一条 被评为红色或黑色等级的企业，市人民政府取消企业及其法人代表各类评先评优资格，环保部门列入当年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增加日常环境监察、监测频次。对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和超总量排污的企业，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治理并强制推行清洁生产审核。
第二十二条 对黑色等级企业新扩建项目予以从严控制，停止审批与原有产品、技术和污染水平相同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连续两年以上评价结果为黑色的企业，环保部门应责令其停产整治，仍然达不到环保要求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实施关闭；其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主要负责人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二十三条 连续两年等级下降的企业在评级后两年内不得批准其使用污染防治基金。
第二十四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将每年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结果通报国土、计划、经贸、工商、税务、金融、证券监管等部门，作为企业参加各类资信评定的依据之一。
第二十五条 环境保护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建立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指标数据库的；
（二）在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和信息公开过程中弄虚作假、玩忽职守的；
（三）借环境行为评价工作向企业收取费用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铜陵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技术指南》，结合本市实际，制定相关评价技术规定和指标体系，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浙江大学法学院 朱晓燕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