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６日青海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必须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实行谁主管谁负责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属地管理原则。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依法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二）依法打击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三）加强行政管理，落实治安防范措施，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四）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和制度，及时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消除不安定因素；
（五）加强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法制和道德教育，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六）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教育与服务工作，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
（七）教育、改造和挽救违法犯罪人员，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八）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九）动员和组织公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活动；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六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组织协调，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各负其责，齐抓共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管理等行政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应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骨干作用。
第七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按行政区域、部门、单位确立责任范围，建立并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制度，严格考评，兑现奖惩。
各级人民政府、各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对本辖区、本团体、本单位、本组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负责。
第八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应当经常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九条 省、州（市、地）、县（市、区）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工作；乡（镇、街道）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健全办事机构，配备或者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居民委员会、村（牧）民委员会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并由一名负责人分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或者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第十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协助本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决定；
（二）部署本行政区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并监督实施；
（三）指导、协调、推动本行政区域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四）对本行政区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考核评比，决定或者建议奖励与处罚；
（五）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
（六）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犯罪行为，及时查处治安案件；加强重点人群、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物品的治安管理工作；加强消防、交通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交通事故；加强对内部保卫机构、治保会等基层治保组织的检查指导，建立多层次的群防群治和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对保安服务机构的管理和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治安管理；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人员的管控、教育和改造工作，协助、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惩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和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做好告诉、申诉接访工作；结合办案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有关单位加强管理，消除治安隐患。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落实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工作的检查监督；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促进有关单位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第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依法查处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
第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理；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防止矛盾激化；加强监狱和劳教场所的管理，做好对服刑、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提高改造、教育质量；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共同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的帮教、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十六条 行政监察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政策、规定、决定情况的监督检查，参与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考评工作；参与社会治安重大恶性案件和事故的调查，重点查处领导干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
第十七条 人事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严格监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执行情况，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奖励与惩处机制。
第十八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依法落实社会保障各项措施，加大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力度，及时调解和处理劳动争议。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社区建设内容；指导居民、村（牧）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制定和执行；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和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做好救灾、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及时调处行政区域界线争议。
第二十条 各级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机构应当依法受理和妥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
第二十一条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民族、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疏导和调处民族、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
第二十二条 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列入教学内容，加强校风校纪建设，教育师生遵纪守法；加强学生活动场所的管理，组织、指导学生的校外活动，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学校及周边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强安全防范，创建平安校园。
第二十三条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道德、纪律、法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教育；依法加强文化及相关市场管理，加强对互联网、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的安全管理；会同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制作、出版、销售和播放含有反动、暴力、淫秽、迷信等内容的读物、电子信息和音像制品以及网吧和娱乐场所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四条 卫生、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医疗秩序和药品市场的管理，取缔非法行医；做好吸毒人员和传染病的监测、检查和治疗工作，做好精神病人的医疗和康复工作；依法管理麻醉品和精神药品的生产、经营和使用，查禁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卫生器械。
第二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税务及物价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的法定职责依法维护市场秩序，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传销、价格欺诈、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六条 建设部门应当将公共场所、城镇社区、公益建筑物的治安防范设施和政法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并加强实施过程中的监管；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人员的治安管理。
第二十七条 交通、铁路、民航管理部门应当维护公路、铁路、航路、车站、机场的运输秩序和治安秩序；预防劫机、劫车、劫船事件发生；做好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剧毒、放射等违禁物品的查堵工作；防范公共交通场所和运输途中的抢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抢劫、盗窃以及破坏交通运输设施、运输安全和利用交通工具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通信、电力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通信、电力设施的安全管护工作，协助公安机关打击盗窃、破坏通信、电力设施和利用通信设施违法犯罪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金融管理部门应当指导、推动各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工作，监督金融单位严格内部安全管理，会同公安机关监督、检查、指导金融机构预防金融诈骗、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打击侵害金融安全和制售假人民币、洗钱等犯罪行为。
第三十条 国土资源、农牧、林业、水利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会同公安机关做好土地、矿产资源、草场、山林、水利、水域等方面的治安防范工作，消除治安隐患；依法做好相关权属争议和纠纷的调处工作，防止矛盾激化。
第三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监督企业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第三十二条 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加强旅游服务机构、设施和场所的管理，配合公安机关防范和查禁危害公共安全、破坏治安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十三条 海关应当加强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监督管理，依法打击进出境环节的走私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十四条 县（市、区）、乡（镇）人民武装部应当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三十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加强对职工、青少年、妇女的法制和道德教育，做好有轻微违法行为的职工、青少年和妇女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第三十六条 居民委员会、村（牧）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责任是：
（一）建立健全治安保卫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和民间纠纷排查调解工作；
（二）依法制定居民、村（牧）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监督执行；
（三）对居民、村（牧）民进行法制、道德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教育；
（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治安管理工作；
（五）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各类案件，组织居民、村（牧）民参加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
（六）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平安创建活动；
（七）协助公安机关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人员进行监督考察；
（八）配合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和其他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
（九）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工作。
第三十七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内部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参与所在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第三十八条 保安、物业管理等服务机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履行安全服务职责，协助有关部门维护其责任区的治安秩序。
第三十九条 家庭成员应当维护家庭和睦，禁止家庭暴力，增进邻里和谐，做好安全防范。
监护人应当履行对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被监护人的监护责任。
第四十条 公民应当遵守法律，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检举揭发，依法履行作证的义务。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四十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不断增加。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群防群治经费保障机制。
单位内部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由本单位承担。
第四十三条 省、州（市、地）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
鼓励公民和组织为见义勇为人员和奖励基金提供捐赠。
第四十四条 公民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牺牲的，比照因公牺牲的规定予以抚恤或者照顾；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的革命烈士条件的，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第四十五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误工的，按照出勤对待；致伤致残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伤残等级，并享受相应待遇。其医疗费、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依法由侵害人或者侵害人的监护人承担。侵害人或者侵害人的监护人下落不明或者确实无力承担的，由公民所在单位按工伤处理。没有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抚恤。有受益人的，由受益人给予补偿。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因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公民。对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公民打击报复的，应当依法惩处。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致伤的，医疗单位必须无条件及时救治。其医疗费按照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办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事迹突出的；
（三）教育、挽救、改造违法犯罪人员或者帮教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成绩显著的；
（四）调解民间纠纷成绩突出的；
（五）预防、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治安灾害事故成绩突出的；
（六）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侦破重、特大案件的；
（七）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四十八条 对不认真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的单位，由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督促其履行，提出整改建议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对不履行整改建议的，可以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行政监察机关对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接到建议的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将调查、处理情况送交提出建议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第四十九条 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考核，没有达到规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的地区或者单位，由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对该地区、单位的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权制。一票否决的内容包括：县（市、区）、乡（镇、街道）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年内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上述单位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治安责任人年内评先受奖、晋职晋级的资格。
一票否决权由县级（含县及相当于县级的单位）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行使。乡（镇、街道）和部门所属的县级以下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有一票否决的建议权。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一票否决：
（一）因领导不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不健全，造成本地区或者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对不安定因素或者内部矛盾化解不及时、处置不力，以致发生集体上访、非法游行、聚众闹事、停工、停产、停课等问题造成严重后果，危害社会稳定的；
（三）因主管领导、治安责任人工作不负责任，发生特大案件或者恶性事故，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四）因管理不善、防范措施不落实，发生刑事案件或者治安灾害事故，使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又不认真查处、改进工作的；
（五）存在发生治安问题的重大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部门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提出警告、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整改建议，限期改进而无有效改进措施和明显效果的；
（六）因教育管理工作不力，本单位职工中违法犯罪情况比较严重的；
（七）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问题隐瞒不报或者作虚假报告的；
（八）上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认为其他需要予以否决的。
第五十二条 对一票否决决定不服的，被否决者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做出否决决定的机构的上一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提请复议。受理复议的机构应当在接到提出复议要求的一个月内复查完毕，做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并答复要求复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复查期内否决决定暂不执行。对复查决定仍然不服的，由受理复议的机构提交同级人民政府做出最后决定。
第五十三条 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和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地区、单位及部门，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实施领导责任查究，由县级（含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具体实施。
第五十四条 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人员，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公安、司法机关对公民或者组织报案和反映其他治安问题不及时受理，对公民或者组织申请人身、财产保护而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对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由批准机关撤销荣誉称号，并追究主管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船舶优先权与船舶抵押权竞合解析
—兼评《海商法》第25条
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 韩立强律师
内容摘要：同一海产上，有数担保物权时，各类型权利间关系若何，各国法规定不一，我国海商法第25条对此亦有所明文，但该条的简单化处理，其合理性与当事人利益保护的立法主旨，已有所不符，因此从比较法等角度对该问题作以学理性的研究甚有必要。
海事法领域，基于船舶人格化理论要求，满足债权人权利的一般责任财产往往限于船舶等海产，且各债权的受偿一般还要受责任限制制度的约束。因此，若某船之上并存数个类型不同之担保物权时，如何处理其间关系，于当事人利益关系甚巨。虽海商法颁行时曾试图以明文一概解决这一问题，但时至今日，理论层面的困惑及实务领域的混乱仍较为普遍，值得吾人研究。
一、《海商法》第25条之合理性质疑
传统民法中，数种性质不同的担保物权并存一物上时，一般依成立先后定其顺位。但一海产上存在数种海事担保物权时，尤其在标的船舶上既有优先权，又有抵押权时，各自债权如何受偿，是否仍依成立先后以决，各国立法规定不一。仿效日本等国立法，我国海商法第25条一般性地赋予优先权优先于抵押权的地位，即“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就本条十几年来的实施状况看，立法的超前性技术特征曾有效的推动我国航运事业的迅猛拓展。然而，时过境迁，这种不留余地的做法事实上已无法抵御现实的考验。
鉴于优先权生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并有较强的政策性，第25条不失为法律于社会正义与个人利益寻求平衡的产物；又“因抵押权系由当事人之契约发生，恐船舶所有人于优先权发生时，任意设定抵押权，以图妨害，又船舶抵押权已因契约而生优先权及追及权，故抵押权本身已有保障能力，为图无自卫能力之债权有所保障，法律特以明文强制规定” [1]。但优先权绝对优先地位的立法安排，是否利于社会政策的推行及社会正义的保障，值得探讨：
首先，船舶担保领域，债权人利益皆系于海产一身，任何权利的优先行使，动一必触全身，影响其他债权的受偿。但过度担心抵押权会不当威胁优先权的保障则大可不必。虽然抵押权多以契约而生，优先权发生时，任意设定抵押权对优先权会有所影响，但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抵押权效力内容的合理构建予以解决。事实上，优先权后于抵押权的情形也是可能存在的，而第25条法定顺位通过优先权的让与也可以规避。因为我国海商法第27条认可了优先权的让与性，在抵押权人受让优先权而不影响善意第三人利益前提下，权利人自可自由决定权利的行使，海产上海事担保物权的顺位实际上也就存在变更的可能性了。再者，优先权优于抵押权的对立面，并不当然就是抵押权优先于船舶优先权，实际上，如果有较合理的次序加以规制，如在有些情况下，对于恶意设定抵押权的，船舶优先权人仍可当然有优先抵押权的效力，这种多层次利益的冲突完全是可以克服的。
其次，本来船舶优先权与船舶抵押权同为担保物权，应无优劣之分，虽法律规定优先权多基于政策性考虑，但实际上，对抵押权及其效力的安排也有较强政策性。若一国为发展海运事业可以规定船舶优先权有较强保障，是否在一国金融贸易事业较弱时，对抵押权更应有较强的保障呢？尤其在现今船舶已作为主要抵押融资手段的情况下。而在某种情形下，船舶抵押权人往往也是更应该得到保护的，比如，为船舶运营举债而设定抵押权的，较之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请求权，孰更值得保护，一目了然，但在我国此种立法例下，船舶营运人的过失行为而产生的负担优先于抵押权的实现，行为的风险则可能转嫁而由抵押权人承担，显失周全；虽然有理论认为“优先权虽不公开，但需受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其债权人数字虽庞大，但限于海产之执行，而抵押权除受陆上财产之保障外，且得代位向保险人行使权利”，然孰不知，保险之债之特色即在不确定性，从其产生乃至责任之开始，都是抵押权人所无法控制的，而抵押权人在海产之外有所保障更是受若干因素限制，一方面，不得不面临其他债权人的竞争，另则，还要考虑债务人本身信用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而在优先权发生在后的情况下，如此顺位规定，对船舶抵押权人，更是意外之难，与法律追求的确定性及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亦似有不符。在现有政策已有所变化的背景下，既然如此安排的初衷在于政策性考虑，且不考虑法的稳定性，似乎在这一问题的具体解决模式选择上，也应该言行一致，将原则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统一起来？
再次，抵押权产生在前，优先权产生在后时，若该优先权的发生系出于当事人之恶意时(如不合理入编人员而生相关报酬之债)，仍规定优先权优于船舶抵押权，其合理性何在，不无疑问，而事实上，我国法对此并无相关限制措施，可以说，法律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是放任自流的，而这与行使权利不得为不法的法理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相对而言，他国法对基于法律行为而生的优先权的顺位问题，一般依权利人主观善意与否而有所区别，值得鉴借。
最后，就促进海运业发展看，船舶优先权的优先性意义重大，但是，基于公平正义的考虑及其它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减少不合理的优先于抵押权的债权项目，提高抵押权的地位已成今日立法的主流思路。如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24条关于船舶优先权的项目的规定方面，虽一般规定“前项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优先权之位次，在船舶抵押权之前”，但第六项“对托运人所负之损害赔偿”则加以区别对待，虽理论上对第六项优先权与抵押权的关系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第六项之优先权应在抵押权之后；有学者认为应依先后受偿；亦有学者认为应比例受偿，但无论采何说，至少说明，并不是所有船舶抵押权都当然位于船舶优先权之后，这是并无疑问的；而美国法所肯定的优先船舶抵押权则更明确了这一点；英国法中，虽然原则上规定船舶优先权优于船舶抵押权，但若船长作为船舶共有人，抵押其应有部分或保证抵押债务时，船长的薪资与垫付优先权后于船舶抵押权在相关判例中已得到了认可；1993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也承认了例外情形，依其第六条“每一缔约国均可按其法律规定其他船舶优先权，以担保除第四条所规定之外的对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管理人或经营人的索赔，但这些优先权……(c)应排列在第四条所列的船舶优先权和符合第一条规定的已登记的抵押权质权或担保物权之后”。显然，必要的限制非但不违反优先权设立的立法宗旨所在，反而有效的拓展了船舶融资，真正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可见，海商法第25条一刀切的模式，无视航运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优先权本体、次序权现实生活中的可转让性，而这种钟情于优先权政策色彩而做出的安排，在具体问题解决方面，非但带有浓郁的先入为主思想，对一般性考虑有余，特殊性考虑不足，更有搁置问题将优先权绝对优先于抵押权的认同问题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评判问题等而视之之嫌。
三、船舶优先权与船舶抵押权关系重构
值此海商法修改讨论如火如荼之际，笔者认为，在物权法基本原则的框架下，综合考虑时间发生前后，抵押权登记与否及优先权之特质等因素辩证分析船舶优先权与船舶抵押权竞合关系，以求在一般与特殊之间，秩序与正义之间达至新的融合，甚有必要：
1．船舶优先权产生在前，抵押权已登记的情形。原则上应以“时间在前者，权利较强”的原则决定两者顺位。但因优先权中一般多奉行“后来居上原则”，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一优先权在前发生，抵押权随后，其后又产生种类同于先船舶优先权之优先权时，该如何处理？是否会出现循环的状况？事实上，这种怀疑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上适于“后来居上原则”的优先权相当有限，并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且不是任何一种船舶优先权都有此特质。之所以准后来者居上，虽存在财产说与利益说之争，但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是对后发生的优先权对该海产及前权利保全作用的考虑，这从法律对数项海难救助款项给付请求权的顺位规定不难看出。其它国家及地区的立法，对于此种优先权也往往有所限制，如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就将后来居上之优先权明确限定为第24条第三款之“为救助及捞救所负之费用及报酬及船舶对共同海损之分担额”及第五款之“船长在船籍港外依其职权为保存船舶或继续航行之实在需要所为之行为，或契约所生之债权”。显然，此类债权更似于共益费用，其不但对海产有保全功能，对前已发生的抵押权已是有所保障的，所以，即便赋予此类后生优先权优先于已登记抵押权之顺位，非但与次序安排之宗旨不冲突，而且较好贯彻了立法目的。
2．船舶抵押权发生在前，但未登记的情况。物权领域，不动产依登记而公示，动产依占有为公示，但对不动产化的船舶抵押权，一般各国则较一致的采用了登记公示主义，具体方面则有所不同，有的采登记对抗主义，而有的采用登记要件主义。我国法的规定较为特别，依担保法第41条及第42条，对船舶抵押权似采用登记要件主义，而依我国海商法第13条“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则又似采登记对抗主义，二法似有冲突，海商法92年颁布担保法95年实行，从时间上看，似应依新法优于旧法处理，但因船舶抵押权较之担保法中一般抵押权之规定，实为特别对一般的关系，应依特别优于一般作决。这一点从担保法第95条可知。因此，未登记抵押权发生在前，二者顺位如何与对海商法第13条的理解休戚相关，事实上理论界说方面，学者仁智互见，各执一词。有人认为，此第三人为包括其他物权人及债权人在内的所有当事人外之人，因此，“在登记的船舶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得到清偿后，如有余款，则应首先清偿除未登记的船舶抵押权之外的一般债权，然后，再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清偿未登记的抵押权”[2]，这种认识试图对第13条作一完满解释，但实际上，其逻辑显值考量：其一，抵押权顺位如此安排，其还是物权否？若是，为何连物权最基本的对抗力都无，更何以连债权都无法对抗？若否，其为何等权利？若是债权，依是说解释，缘何其仍要背弃债权平等原则而后于无担保的债权？另外，用语上为什么还要称为抵押权？其二，是说并不否认一船舶上可存在数担保物权，但当存在数个未登记的抵押权时，其关系如何？是说并未说明，依海商法似应依担保法的规定处理，但由于担保法对船舶抵押权明确规定采登记要件主义，对多个未登记船舶抵押权间应如何清偿，是未予明确的，因此，“再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清偿未登记的抵押权” 用语指向不明，存在矛盾；其三，船舶抵押权未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是否连恶意第三人都不得对抗？是说对此亦未明确否认。但如果连恶意之第三人都可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人，就不得不使人怀疑海商法真是为“抵押人与后顺位的抵押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先设定的抵押权人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与上说不同之观点，亦为多数学者之认识，认为应对第三人范围作严格限制，具体如何限制，则有所不同，通说认为该第三人应为对主张欠缺登记有正当利益的人，背信的恶意者是被排除在外的[3]。事实上，依民法之基本原理，物权优先债权，并无异议，所谓对抗更应以权利间存在竞争为前提，若权利人间无利害关系，自无对抗之必要，因此，担保法第43条及海商法第13条中的第三人，应界定为对同一标的享有正当物权利益之第三人。有必要说明的是，抵押权无论登记与否，如果其产生系出于当事人之恶意，它是不得向善意第三人主张优先利益的，此为禁止权利滥用之当然内容。明确前述问题，未登记的船舶抵押权发生在前的情况下，鉴于“如果应该进行登记的人有条件登记而没有登记，就会使自己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它一般是不得对抗后发生的船舶优先权的。但后发生的优先权人出于恶意时，未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对该优先权人主张优先利益。
3．船舶优先权发生在前，船舶抵押权未登记时，此种情形，优先权先于抵押权受偿。
4．已登记船舶抵押权发生在前时，可依权利发生之先后决定顺位。
5．虽在许多情形，船舶抵押权之优先地位都会得以首肯，但“普遍性这个要求并不排除有时为了个别衡平而采取背离规则和原则的做法”，一旦船舶优先权的债权为共益费用，或对海产及先发生的船舶抵押权有保全功能时，无论优先权发生之先后，都应该优于抵押权受偿；此外，不排除法律赋予政策性极强的优先权特殊地位的可能，也不排除利害关系人之间对如何受偿意思自由处置但对此，应从严解释。
三、结 语
现有海商法超前性、操作性较强的技术特征对我国航运事业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获得了国际社会较好的评价。然而，随着航运业的突飞猛进，一旦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当初始平衡结构被打破时，这个“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的产物与现实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新的整合在所难免，体现在具有浓厚的冲突色彩的船舶物权竞合领域则更加明显。虽然法律规定船舶优先权有绝对优先于船舶抵押权受偿的效力，但考虑到优先权的性质以及船舶担保物权设定的立法宗旨，在秩序与正义之间要达成一种新的平衡，似乎更应该区别情形，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参考文献：
[1] 陈显荣.从比较法论船舶优先权[M] .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7.132-134
[2] 於世成 杨召南 汪淮江.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87
[3] 此问题类似于日本学界对民法典177条认识上的争议，学界主要存在正当利益说，有效交易说，“或者吃掉或者被吃”等学说（参见[日]铃木禄弥.物权的变动与对抗.渠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