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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4:22:15  浏览:9605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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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113号

  《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三届四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4月15日起实施。

市长:于幼军
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经营、服务和管理,促进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障乘客、经营企业和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经营、服务和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深圳市绿色出租小汽车(以下简称绿色出租车)是指依照本规定取得经营权,营运区域在深圳经济特区外,运载四名及以下乘客,按规定标准收取租费的出租小汽车。
  第四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及宝安区、龙岗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机关(以下简称区运政管理机关)依照本规定对绿色出租车的经营和服务活动实行监督检查。
  市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物价、质量技术监督、公安和劳动等部门依其职责协助市主管部门对绿色出租车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 绿色出租车发展应符合深圳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纳入深圳市公共交通总体规划,其总规模由市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需要进行宏观调控。
  第六条 绿色出租车的经营企业由市主管部门采用招标方式确定。
  绿色出租车的经营权(以下简称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市主管部门应将有偿使用费上缴市财政部门设立的银行专户,专款专用。
  有偿使用费用于公共交通事业。经费开支由市主管部门统一列项、安排,报市政府批准后使用。
  第七条 取得绿色出租车经营权的企业(以下简称经营企业)必须依法经营,文明营运,为乘客服务,自觉接受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和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 经营权的授予和收回、管理和监督
  第八条 从事绿色出租车经营业务的单位或个人必须依照本规定取得市主管部门授予的经营权。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绿色出租车经营权和绿色出租车设定担保、转让或擅自处分。
  第九条 绿色出租车经营权依法实行招标制度。经营权的招标按照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由市主管部门依法组织实施。
  第十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编制招标文件,发布招标公告。
  招标文件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投标人资格;
  (二)经营权期限;
  (三)市政府确定的有偿使用费标准;
  (四)绿色出租车投放数量;
  (五)车辆主要技术标准;
  (六)市政府确定的租费标准;
  (七)服务设施的要求;
  (八)评标标准和程序;
  (九)其他要求。
  第十一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经营权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企业的下列情况进行评审和量化评比并确定中标企业:
  (一)规模经营及专业管理;
  (二)人才结构;
  (三)设施条件;
  (四)机构设置;
  (五)规章制度;
  (六)文明服务;
  (七)行业贡献;
  (八)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容。
  中标企业确定后,市主管部门应当向中标企业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企业。
  中标企业应于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主管部门全额缴纳有偿使用费。
  第十二条 市主管部门应自中标企业缴清有偿使用费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中标企业颁发经营权授予文件。
  经营权授予文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经营权的授予;
  (二)经营权范围;
  (三)经营权期限和车辆数;
  (四)经营模式;
  (五)合同管理;
  (六)服务质量承诺;
  (七)履行对驾驶员的各项劳动用工义务;
  (八)聘用驾驶员的程序及办法;
  (九)放弃经营权、停业整顿、违规驾驶员及车辆的处理;
  (十)经营权的收回。
  经营权授予文件具体格式和要求由市主管部门根据本规定制订。
  第十三条 投标企业均未中标时,市主管部门应当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第十四条 绿色出租车经营权期限为五年,自中标企业领受经营权授予文件之日起九十日后起算。
  第十五条 经营期限届满前一年,经营企业可向市主管部门申请经营权延期。经营权期限只能延长一次,延长期限为五年。
  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限届满前一年未按市主管部门规定截止限期提出经营权延期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经营权延期。
  第十六条 市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经营企业的延期申请后,根据本规定第二十四条对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限内历年的量化评价结果作出综合评价,并在经营期满三十日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的决定。
  经营企业对不予延期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
  经营企业获得经营权延期,应按最近一次招标的绿色出租车有偿使用费标准于经营期满十五日前全额缴纳经营权延期的有偿使用费。逾期不缴清有偿使用费的,由市主管部门撤销经营权延期。
  第十七条 经营期限届满未获得延期的经营权、依照本规定由市主管部门收回的经营权和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限内自愿放弃的经营权,由市主管部门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第十八条 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间内破产的,由市主管部门收回经营权、全部绿色出租车指标和相关营运证件,并在市主管部门监督下拆除营运设施,有偿使用费不予退还。
  第十九条 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收回其经营权,有偿使用费不予退还:
  (一)将经营权承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经营的;
  (二)将经营权设定担保或擅自处分的;
  (三)擅自转让或变相转让经营权的;
  (四)在经营期限内放弃经营权或擅自停止营运一年内累计达一个月的;
  (五)一年内受到两次责令限期整改处罚的;
  (六)乘客对经营企业服务评价或驾驶员对本企业管理制度评价连续两年在全市出租车行业内排名最后的;
  (七)经营期限内经营企业年度审验不合格的。
  第二十条 绿色出租车租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由市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市物价部门批准公布后实施。
第三章 经营企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经营企业经营绿色出租车业务应采用直接经营模式,承担经营风险和经营管理责任。
  经营企业直接经营模式是指:
  (一)经营企业投资购置车辆,承担主要经营风险;
  (二)经营企业与其聘用的驾驶员,应签订市劳动部门统一制定的劳动用工合同和市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示范文本的员工服务合同。员工服务合同期限为一年,每年签订一次,并报市主管部门备案;
  (三)经营企业依法为驾驶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承担车辆税费。
  第二十二条 经营企业应当建立营运管理人员岗位培训制度,提高营运管理人员的专业管理水平。
  第二十三条 经营企业应当对社会公布企业招聘录用员工程序,员工服务合同中的收费、收益分配方法和标准,企业的服务承诺,并制订具体服务承诺标准。
  第二十四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每年对经营企业的经营机制、服务质量、车辆技术状况和服务设施、违章及投诉状况进行量化评价,评价结果作为经营权延期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市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专门机构定期开展乘客对经营企业满意度和驾驶员对所在经营企业管理制度的测评,具体办法由市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市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企业、绿色出租车的营运状况和驾驶员实行年度审验制度。
第四章 车辆管理
  第二十七条 绿色出租车的车身基色为绿色,车身图案由市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二十八条 投入营运的绿色出租车应达到下列条件:
  (一)排气量在一千五百毫升以上的三厢新小轿车;
  (二)符合环保标准且技术性能达到营运要求;
  (三)由市主管部门和经营企业联合招标确定的统一车辆型号。
  第二十九条 经营企业应自中标后的九十日内,持下列材料到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车辆入户手续:
  (一)市主管部门的经营权授予文件;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公安车辆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三十条 经营企业投入营运的车辆必须具备市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绿色出租车营运证件。
  第三十一条 绿色出租车投入营运前必须安装规定的有效计价表、顶灯、无线通讯设施、空车标志灯及其他规定的营运设施;在规定位置喷刷经营企业名称,张贴价目表、本车车牌号,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和经营企业的投诉电话、经营企业服务承诺的主要内容和市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让乘客知道的内容。经市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发放营运证件。
  第三十二条 绿色出租车营运期间,每六个月须到具有出租车专业检测资格的车辆检验机构接受车辆检验。车辆检验或检查不合格的不得投入营运。
  第三十三条 绿色出租车投入使用后达到国家规定的营运车辆更新年限,经营企业必须更新车辆,不得将旧车继续投入营运。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前款规定的旧车不予核发年检证。
  退出营运的车辆,由市主管部门收回营运证件,并监督拆除营运服务设施。
  第三十四条 绿色出租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投入营运:
  (一)车辆检验不合格的;
  (二)发生机械故障不能正常营运的;
  (三)计价表或无线通讯设施不能正常工作的;
  (四)服务设施破损、污垢,不宜乘坐的;
  (五)车号牌字迹模糊、不易辨认的。
  第三十五条 绿色出租车不得驶入深圳经济特区。
第五章 驾驶员管理
  第三十六条 报考绿色出租车驾驶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效机动车驾驶证,且实际驾驶汽车两年以上;
  (二)年龄在二十周岁以上、五十五周岁以下;
  (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四)身体健康。
  第三十七条 符合前条规定条件的人员,应当参加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掌握与驾驶出租车有关的服务知识和技能。经市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合格证书,方可申领绿色出租车驾驶准许证。
  第三十八条 经营企业持市主管部门认可的驾驶员合格证书、劳动用工合同和员工服务合同到市主管部门申办驾驶准许证。经市主管部门核实后,对符合条件的驾驶员核发驾驶准许证。
  驾驶准许证仅限绿色出租车驾驶员本人使用。
  第三十九条 经营企业聘用驾驶员应当遵守市政府居民就业比例的有关规定。
  本市居民符合本规定第三十六条所列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经营企业应当予以聘用。
  第四十条 驾驶员营运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文明礼貌,不在车内吸烟;
  (二)穿着统一服装;
  (三)确保车容车貌整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四)携带符合规定的营运证件;
  (五)上、下客时按照规定停车;
  (六)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
  (七)按照规定操作计价表;
  (八)按照标准收费并出具由市税务部门和市主管部门统一确认的客运发票;
  (九)发现乘客在车上的遗失物,应当设法归还或及时上交所在企业;
  (十)符合其他有关客运服务规范的要求。
  第四十一条 绿色出租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拒载行为:
  (一)所驾驶的车辆开启空车标志灯后,遇乘客招手,停车后不载客的;
  (二)所驾驶的车辆开启空车标志灯后,在客运集散点或者道路边待租时拒绝载客的;
  (三)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第四十二条 经营企业应当在每日出车前、收车后按照规定的标准对车辆安全技术指标和服务设施进行检查。
  第四十三条 市主管部门可组织对驾驶员服务进行等级标准考核和评定,经营企业可自愿参加。
  第四十四条 驾驶准许证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持有驾驶准许证的驾驶员,应当按规定办理年审手续。
  驾驶准许证未经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自行失效。
  第四十五条 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收回其绿色出租车驾驶准许证:
  (一)将绿色出租车驶入深圳经济特区的;
  (二)与经营企业签订补充合同或条款以改变或者变相改变直接经营模式的;
  (三)以不正当手段逃避运政管理人员检查或者阻碍运政管理人员正常执行公务的;
  (四)将驾驶准许证转借他人使用的;
  (五)强行中途甩客的;
  (六)以绿色出租车为工具参与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出租车市场秩序活动的;
  (七)殴打乘客或盗窃乘客财物的;
  (八)一年内被记录违章达三次的。
  经营企业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被收回的驾驶准许证交回市主管部门。
  依本规定被收回驾驶准许证的驾驶员自决定之日起三年内不得从事绿色出租车驾驶业务。
第六章 乘坐规则
  第四十六条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驾驶员可拒绝提供服务:
  (一)要求绿色出租车驶入深圳经济特区内的;
  (二)在车辆遇红灯停驶时拦车的;
  (三)在禁停路段拦车的;
  (四)吐痰、在车内吸烟或污损车辆的;
  (五)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
  (六)酗酒者或精神病患者乘车,无人看护或监护的;
  (七)要求驾驶员违反本规定、交通管理规定或其他有关规定的。
  前款所列第(四)项至第(七)项情形中,驾驶员已经提供服务的,乘客应当支付租费。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拒绝支付车费:
  (一)租乘的车辆不使用计价表或使用无效计价表的;
  (二)驾驶员拒绝有效电子货币支付车费的;
  (三)驾驶员不出具车费发票或者有关凭证的;
  (四)租乘的绿色出租车在起步费里程内发生故障,无法完成运送服务的;
  (五)驾驶员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第七章 检查、监督和投诉
  第四十八条 市主管部门和区运政管理机关应当对经营企业与驾驶员签订的劳动用工合同和员工服务合同进行监督。
  第四十九条 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和经营企业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对违反本规定行为的投诉和社会监督。
  投诉者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投诉人姓名、联系电话或通讯地址;
  (二)绿色出租车车牌号;
  (三)投诉事实和要求。
  投诉人未如实提供前款资料的,投诉受理机构可不予受理。
  第五十条 市主管部门、区运政管理机关和经营企业接受投诉后,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者。
  第五十一条 市主管部门和区运政管理机关依法检查绿色出租车时,应出示有效检查证件并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需要扣留车辆和驾驶员的有关证件的,应为当事人出具收据。
  市主管部门和区运政管理机关检查车辆营运、扣留车辆和驾驶员的有关证件违反前款规定的,经营企业和驾驶员有权拒绝。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关于经营权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暂扣车辆,并对行为人予以处罚:
  (一)没有绿色出租车经营权而擅自从事载客营运业务的,处每车三万元罚款;
  (二)摩托车从事载客业务的,处二千元罚款。
  第五十三条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一万元罚款,核减绿色出租车指标五台:
  (一)违反经营权授予文件规定的;
  (二)经营期限内合理投诉或违章率超过市主管部门规定标准的;
  (三)经营管理混乱,经整改仍不能恢复正常经营管理秩序的;
  (四)投入营运的车辆标准、车身颜色和标识不符合市主管部门规定的;
  (五)未按规定建立车辆维护保养制度和驾驶员培训、考核制度,或者虽有制度但不能有效实行的;
  (六)在发生以出租车为工具或以其他方式扰乱社会秩序、妨碍正常营运的事件中有过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十四条 绿色出租车驶入深圳经济特区的,由市主管部门暂扣车辆,收回该驾驶员绿色出租车驾驶准许证,并处其所属经营企业五千元罚款。
  经营企业所属的绿色出租车驶入深圳经济特区累计三次的,核减其绿色出租车指标一台。
  第五十五条 经营企业或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主管部门可以扣留车辆,并对有关当事人依本规定予以下列处罚:
  (一)承包、租赁绿色出租车的,责令经营企业限期整改,处每车一万元罚款,核减相应的绿色出租车指标;并处承包或租赁的驾驶员一万元罚款;
  (二)经营企业与驾驶员签定相关合同和条款以改变或者变相改变直接经营模式的,责令经营企业限期整改,处每车一万元罚款,核减相应的绿色出租车指标;并处驾驶员一万元罚款;
  (三)无驾驶准许证或使用无效驾驶准许证从事出租营运的,处驾驶员二千元罚款,并处经营企业每车二千元罚款;
  (四)车辆与驾驶准许证载明车辆资料不一致的,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处驾驶员一千元罚款,并处经营企业每车一千元罚款;
  (五)使用无效计价表或私调计价表的,责令重新安装标准计价表,并处经营企业每车二千元罚款;
  (六)车辆营运时未挂车号牌或车号牌污损、字迹不清、不齐全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五百元罚款;
  (七)未安装车内营运设施或擅自增设、改动车辆设施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二百元罚款;
  (八)未按规定接受车辆检验的,责令补办检验,并处经营企业每车二百元罚款;
  (九)车内营运设施严重破损、污垢,不宜载客,仍投入营运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二百元罚款;
  (十)未在车辆内外规定位置印制、张贴经营企业名称、驾驶准许证、价目表、本车车牌号、服务承诺的主要内容、市主管部门的投诉电话号码和市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让乘客知道的内容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二百元罚款;
  (十一)将车辆检验不合格的绿色出租车投入营运的,责令经营企业停止该车营运,限期检修,并处每车二千元罚款;
  (十二)以不正当手段逃避运政管理人员检查或者阻碍运政管理人员正常执行公务的,处二千元罚款;
  (十三)依照本规定被市主管部门通知停止营运的绿色出租车,擅自上路营运的,处经营企业每车五千元罚款。
  第五十六条 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或区运政管理机关对驾驶员分别情况予以处罚:
  (一)伪造证明材料或涂改、重复领取驾驶准许证的,处二千元罚款;
  (二)在车站、码头、机场、口岸区域及主干道专用候客站不遵守有关规定,妨碍营运秩序的,处二百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三)拒绝载客的,处一千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四)不当或不法使用"暂停载客"标志的,处一千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五)绿色出租车载客后,非经乘客要求另载他人的,责令退还租费,记录违章一次;
  (六)营运载客时不使用或不当使用计价表的,处五百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七)故意绕道行驶或超标准收费的,责令加倍退还租费,处超收租费五十倍的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八)故意刁难、侮辱或谩骂乘客,责令其向乘客赔礼道歉,处五百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九)绿色出租车营运中,使用对讲机进行与营运业务无关通话的,处二百元罚款;
  (十)载客时在车内吸烟的,处一百元罚款;
  (十一)不使用统一客运发票的,责令改正,并处五百元罚款;
  (十二)拒绝乘客有效电子货币支付车费的,处五百元罚款;
  (十三)拾到乘客遗失的物品不及时交还乘客或上交所在企业处理的,处二千元罚款,记录违章一次;
  (十四)以绿色出租车为工具参与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出租车正常经营活动的,收回其驾驶准许证;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十五)拒绝依法检查、扣证的,处二千元罚款。
  第五十七条 经营企业被依法收回的经营权或被核减的绿色出租车指标,由市主管部门收回绿色出租车的营运证件,并责令拆除绿色出租车营运设施,有偿使用费不予退还。
  第五十八条 经营企业将市主管部门给予企业的处罚转嫁驾驶员的,由市主管部门处经营企业三万元罚款。
  第五十九条 经营企业、驾驶员、乘客或者其他人在绿色出租车营运中扰乱社会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市主管部门和区运政管理机关依照本规定监督检查绿色出租车营运时,对违反本规定的车辆采取暂扣车辆措施时,应当在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后即时返还;扣留车辆有关费用由违章车辆所属企业承担。
  第六十一条 市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滥用职权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对市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或者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以及受理后超过行政复议期限不作答复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又不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决定处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2年4月15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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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开发性金融融资平台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绍政办发〔2007〕173号


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开发性金融融资平台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绍兴市开发性金融融资平台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绍兴市开发性金融融资平台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绍兴市开发性金融贷款资金的管理,根据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开发性金融合作会谈纪要(原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以及市政府授权绍兴市开发性金融融资平台(以下简称市融资平台)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市融资平台是指经市政府授权,代表市政府向国家开发银行提出借款申请,负责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使用和偿还的借款人。
  第三条 贷款资金主要支持绍兴市城市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建设。具体项目由市政府研究决定,并在国家开发银行与市政府以及市融资平台签订的《开发性金融合作会谈纪要(原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和《借款合同》中予以确认。
  第四条 贷款资金的使用,须经市政府审批后,由市融资平台负责具体实施,市开发性金融合作办公室负责日常监督管理。
  第五条 贷款资金应遵循专款专用的原则,即所有资金必须用于增加项目资本金、相关工程建设、偿还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本息,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
  第六条 贷款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的原则。市融资平台设立贷款资金专户,专项用于贷款项目资金的结算支付。

第二章 融资平台贷款资金的申请和发放

  第七条 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绍兴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提出申请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项目及用款计划,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或市融资平台与国家开发银行商定后,在《开发性金融合作会谈纪要(原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和《借款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八条 《开发性金融合作会谈纪要(原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和《借款合同》签订后,由市融资平台负责牵头落实《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提款条件,在报经市政府同意后,正式向国家开发银行提出贷款发放的书面申请。

第三章 融资平台贷款资金的使用

  第九条 贷款资金实行统一银行开户、统一调度、统一审批程序。贷款资金的使用,接受国家开发银行及其结算经办行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条 资金实行统一预算和计划管理,即各用款项目在 使用资金前,须编制项目预算书和资金使用计划,及时报送各有关部门和市融资平台。资金的拨付必须合法、有据,与项目进度相一致,不得办理无预算、无计划、手续不全的资金拨付。

第四章 融资平台贷款资金的偿还

  第十一条 还款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当期土地出让收益、使用贷款资金形成的资产收益以及政府提取的专项资金或回购项目资金等。当上述资金不足还款时,由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融资平台进行补贴,以保证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本息的偿还。
  第十二条 对纳入还款来源的资金,首先须确保贷款资金还本付息的需要。

第五章 融资平台贷款资金的监督审计

  第十三条 对融资平台贷款资金的审计监督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发文明确。
  第十四条 市融资平台贷款资金的使用,应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市审计部门或经国家开发银行认可的中介机构对贷款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年度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抄报给国家开发银行、市政府和市开发性金融合作办公室。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绍兴市开发性金融合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肖义方

法是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1]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这种交换行为在经济上体现的是交易,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契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民法的契约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 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 R. 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 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2、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单一,只是为了双方都十分明确的某一具体经济交换,这个经济交换是可量度的、互惠性的、一次性的;
3、当事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除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不需考虑任何社会关系;
4、达成契约通过要约和承诺形式进行,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理性预期,权利义务都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
5、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对当事人双方有意义,不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6、对于将来情势的变化,当事人需要通过再谈判或购买保险合同来解决,如果出现违约,可以寻求与双方无关的第三方来解决。
这六个特征基本上概括了个别性契约的要点。总体上看,这种契约观把当事人看作是理性预期的,把交易和契约看作是连续可分的和一次性的,把未来的变化看作是可通过概率估计的及可保险的,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现货合同的延伸。显然,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4]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民法学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个别性契约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
严格来讲,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交易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任何一个交易,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社会因素,至少,这个交易为什么值得信赖,是因为有一系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制度规范作后盾。这些制度规范的背后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因此,任何交易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假设为既定的,将主体之间的交易用契约法规范起来。随着经济关系的高度社会化,传统的条件被打破,我们不可能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变动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世界,我们就应寻求新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而不是固守陈规。比如,一个典型的买卖交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其契约关系可以认为是个别性契约,由传统契约法来调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买方市场或者是卖方市场,[5] 如果还站在传统契约法的基础上,那会有损于法律的实质正义与公平。因此,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的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企业的组织体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新型的现代契约关系作理论研究。

二、社会化契约的经济法属性
麦克尼尔看来,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6] 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与个别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社会化契约并不象个别性契约那样具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传统的民法制度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契约规则失效了。
2、现代契约关系中存在契约性团结或共同意识,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如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第三部门”。由于现代交易错综复杂,当事人必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就某些事件或交易本身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上的,还有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习俗、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同时,这种沟通增进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可能。
3、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集体利益不同,集体利益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整体利益是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融合,代表着大多数的个体利益。[7] 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保障是通过维护整体利益来实现的,但是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的加和,维护整体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就具体个体而言,社会化契约可能只能满足他的部分利益,也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他的利益。在社会化契约中,个体利益虽然不必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但应当尊重整体利益。
4、在社会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例如在独立审计社会化关系中,审计技术本身就充满可度量性和精确性,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确定的资格考试和积累一定的经验才可以授予执业资格,这种执业标准是可度量的。同时,所有现代关系都涉及许许多多不可度量或不加度量的交换,如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执业资格只能量度达到从事审计职业所需的最低水平,对每一个够格从事审计事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精确衡量他们的实际能力。现代契约关系不但涉及到上述的具体性交换,而且包含有社会性交换。在社会性交换中,许多方面全部或大部分是没有度量或不能度量的,如人的威望、个人权力等。正是这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的关系,才引发突破传统契约法的革命。
5、现代契约关系中出现了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与古典契约中契约自由的精神相比,社会化契约逐渐加大了约束性力度,如企业组织内部的科层中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下级对上级的单方接受。这种约束不但体现在利益相关者个体对契约的单方接受上,而且还体现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约束,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在社会化契约中,某一当事人个体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他个体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不但自己须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而且他的行为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现代契约关系授权行业组织对此进行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处理,通过行业组织的教育、惩戒达到维护行业群体利益进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6、社会化契约关系中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化契约产生的基础是通过付出较小的社会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利益,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化契约中具体当事人履约获得的个人收益往往是有限的,而履约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却十分巨大,当然违约的社会损失亦十分巨大,即当事人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有可能造成“不对称损害”。[8] 契约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可能对社会化契约中的其他人施加巨大的损害。因为社会化契约中的契约关系人众多,个人的利益并不总能与整体的利益保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加剧,大大增加了施加不对称损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注册会计师为了相对很少的审计公费,而做出欺诈性的审计报告,结果使大量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安达信的财务造假案就是实证。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或者说损害的不对称对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极大的难题。以独立审计为例,按民法的赔偿原则,注册会计师一旦造成损害,要承担经济赔偿将是天文数字,其直接后果是无人敢进入审计行业,行业逐渐萎缩,使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独立审计制度不复存在,进而更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大大妨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化契约从本质上突破了个别性契约的樊篱,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而适用之,它已经表现出一种质的不同,必须有新的法领域走向前台,这个法就是经济法。

三、经济法:调整社会化契约的法
证券市场独立审计是一种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契约关系,也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分离,借助社会中间体的力量,使传统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构成公共的私人领域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经济法关系。
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都起源于罗马法的契约理论,蕴涵着同质的契约思想,但是两者的法学意义根本不同。社会契约通过理论虚构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主要仍是解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学说。不管是在霍布斯描述的原始混沌的恐怖状态下,还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下,人们都是通过让渡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建立起国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对人们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所限制。[9] 人们牺牲部分权利的目的是要求国家提供确保人们自由与安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由人们让渡的权利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权力而实现。洛克认为,在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中,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可以让渡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不可让渡,而且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干涉人们的财产与自由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但追求拥有财产,而且更渴望财产通过交换而增值。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分工并不复杂和精细,由交易引发的竞争完全而充分,交易过程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交易,只需国家提供交易规则和通过强制力保护交易,制裁违约行为。于是,传统契约法发达,国家处于“守夜人”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社会分工精细而复杂,完全竞争由垄断竞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过程不再单纯,参与同一交易的主体不再限于相对双方,而可能是庞大的群体。群体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把群体中两两之间产生的传统契约关系称为个别性契约关系,群体中可能会产生许多个别性契约,而这些个别性契约之间又通过主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成契约链,我们把形成链的个别性契约的集合称为契约群,而将群体的整体或者群体的部分达成的契约称为群契约,群体内达成的群契约亦可能有许多。契约群和群契约的集合构成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
在社会化契约关系中,由于契约主体众多,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主体为了实现契约目的,往往在自己精力和能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代理人,而且,庞大的交易群体内部如果通过两两谈判达成社会化契约的话,需要巨大的签约成本。于是,正如前所述,契约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共同的代理人,赋予了国家新的经济职能,国家以经济职能的角色向公民社会渗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见,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至少有二点不同,一是社会化契约是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产生国家经济职能的基础;而社会契约是国家理论的虚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解。二是在社会化契约中,公众的经济权利是完整的,人们的财产和自由依然没有让渡给了国家,也不是从国家那里把让渡的权利收回来交给社会中间层(第三部门),[10] 而只是委托给国家代理;在社会契约中,公众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其权利受到限制。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这两点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契约授予国家以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基础,由于公众将形成政治权力的权利已经让渡给了国家,那么政府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公众只享有间接的监督权。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法是行政法,在行政法的范围内,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行使。而社会化契约只授予国家的代理权,国家行使代理权利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不能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混淆,如某行业达成同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社会化契约,而有人违约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或通过行业组织)可以行使代理权要求违约方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被代理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国家不能直接使用强制力,只能寻求司法解决。如果国家不主动行使代理义务,公众或者同行的个体有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国家赔偿违反代理契约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司法起诉要求国家履行代理义务。以上这些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民事关系,也不可能是行政关系,只能是经济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行使代理权时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但是可以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所谓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根据行使代理权的需要,可以利用强制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从事其他类似的抽象行为。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区别从根本上把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别开来,使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为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 [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4-55页。
[5]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许多个别交易相互影响而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这些交易。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交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化契约的一部分。
[6]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4.
[7] 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8] See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102.
[9] 潘云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0] 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参见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2002年长沙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