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日本向中国提供一九九七年度日元贷款的换文
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日本向中国提供一九九七年度日元贷款的换文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９月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７年９月４日）
（日方来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确认，日本国政府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最近就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达成如下谅解：
第一部分
一、（一）根据日本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不超过二千零一亿一千四百万日元（￥２００，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数额的日元贷款（以下简称“贷款Ｉ”），以便按照所附项目表（以下简称“项目表”）规定的每个项目的金额实施项目表开列的各个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贷款Ｉ”并与“基金”签订贷款协议。
（二）“贷款Ｉ”将按照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政府发表的“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合作计划”第二款第二项予以提供。
二、（一）“贷款Ｉ”将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基金”就第一款第（一）项提到的每个项目所签订的贷款协议予以提供。“贷款Ｉ”的条件及其使用程序将受上述贷款协议的制约。这些协议将特别包括以下原则：
１、偿还期为十（１０）年宽限期之后的二十（２０）年；
２、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１至第３以及第６至第９项目的年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三（２．３％）。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４、第５以及第１０至第１３项目（环境项目）的年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一（２．１％）；
３、项目表中提到的第７至第９项目的支付期为从有关贷款协议生效之日起七（７年），项目表中提到第１至第６和第１０至第１３项目的支付期为从有关贷款协议生效之日起五（５）年。
（二）上述第（一）项中提到的各项贷款协议，将在“基金”对同贷款协议有关的项目认为实际可行（包括对环境的考虑）后，予以缔结。
三、（一）“贷款Ｉ”将为中国的执行机构根据他们同有资格来源国的供应厂商、承包商和（或）顾问为了实施第一款第（一）项提到的项目所需要购买产品和（或）服务而已经签订或可能签订的合同，向这些厂商、承包商和（或）顾问已经支付或将支付而提供，但此项购买是以在有资格来源国里为采购该国生产的产品，和（或）从这些国家提供服务者为限。
（二）上述第（一）项提到的有资格来源国的范围将由两国政府的有关当局达成协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按照“基金”关于采购的指导原则购得上述第三款第（一）项提到的产品和（或）服务。这些原则特别规定了应予遵循的国际投标手续，但不能适用或不适合者除外。
第二部分
一、（一）根据日本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基金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不超过二十七亿九千二百万日元（￥２，７９２，０００，０００）数额的日元贷款（以下简称“贷款Ⅱ”），以便实施黑龙江三江平原商品粮基地项目（Ⅱ）（以下简称“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贷款Ⅱ”并与“基金”签订贷款协议。
（二）“贷款Ⅱ”将依照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政府发表的“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合作计划”第二款第二项予以提供。
二、（一）“贷款Ⅱ”将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基金”就项目所签订的贷款协议予以提供。“贷款Ⅱ”的条件及其使用程序将受上述贷款协议的制约。这些协议将特别包括以下原则：
１、偿还期为十（１０）年宽限期之后的二十（２０）年；
２、年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三（２．３％）；
３、支付期为从有关贷款协议生效之日起五（５）年。
（二）上述第（一）项提到的各项贷款协议，将在“基金”对同贷款协议有关的项目认为实际可行（包括对环境的考虑）后，予以缔结。
（三）项目的贷款是将用于支付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实施该项目提供给用款人的贷款。
第三部分
上述第一部分第二款第（一）项第３目以及第二部分第二款第（一）项第３目提到的支付期，经两国政府有关当局同意可予延长。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除：
（一）“基金”对关于“贷款Ｉ”以及“贷款Ⅱ”和由此产生的利息而由中国征收的财政税捐和税款；和
（二）作为承包商或顾问的日本国公司，为实施第一部分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部分第一款第（一）项提到的项目需要带入和带出他们自备的施工设备，而由中国征收的关税和有关的财政收费。
三、根据“贷款Ｉ”以及“贷款Ⅱ”有关供应产品和（或）提供服务而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日本国国民，为执行其工作而进入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将给予必要方便。
四、关于根据“贷款Ｉ”以及“贷款Ⅱ”购买的产品的海上运输以及海上保险问题，两国政府在本国有关国内法的范围内对海上运输公司以及海上保险公司之间的公平自由的竞争不设任何限制。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
（一）“贷款Ｉ”以及“贷款Ⅱ”的使用仅限于适当实施第一部分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部分第一款第（一）项提到的各个项目。
（二）按照这项谅解所述的目的，适当而有效地维持和使用根据“贷款Ｉ”建设的设施。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根据请求，向日本国政府提供在第一部分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部分第一款第（一）项中提到的项目的有关进展情况的消息。
七、两国政府将随时共同检查“贷款Ｉ”以及“贷款Ⅱ”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贷款”的顺利和有效的使用，并就上述谅解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或者有关事项另外进行相互磋商。
如蒙阁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以上谅解，我将不胜感激。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佐藤嘉恭（签字）
项目表
（限额）
１、朔黄铁路（Ⅲ） 二百零四亿六千万日元
２、西安－安康铁路（Ⅲ） 一百二十六亿八千五百万日元
３、贵阳－娄底铁路（Ⅱ） 一百七十亿二千八百万日元
４、内蒙古呼和浩特、包 五十六亿二千九百万日元
头市大气污染治理
５、柳州酸雨治理 三十六亿七千九百万日元
６、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四百亿日元
７、河北黄骅港 一百五十四亿日元
８、陕西韩城电厂 三百五十亿日元
９、山西王曲电厂 三百亿日元
１０、本溪大气污染治理 四十一亿一千万日元
１１、河南淮河污染综合 四十九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治理
１２、湖南湘江流域污染 五十六亿七千八百万日元
治理
１３、大连市城市供水管 五十五亿日元
网工程
总额 二千零一亿一千四百万日元
（中方复照）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佐藤嘉恭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收到阁下今日的来照，内容如下：
（日方来照略－－编者）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阁下来照中提出的建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副部长
唐家璇（签字）
附件一： 关于换文文本的协议
（日方来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就今天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的换文，代表日本国政府建议：上述用日文、中文和英文写成的换文，如果在解释上发生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佐藤嘉恭（签字）
（中方复照）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佐藤嘉恭先生阁下阁下：
我谨收到阁下今日的照会，内容如下：
（日方来照略－－编者）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阁下照会中提出的谅解。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唐家璇（签字）
附件二： 关于有资格来源国问题的协议
（日方来照）第９７／１１０号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谨提及一九九七年九月四日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的换文第一部分第三款第（二）项。
日本大使馆谨代表日本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根据上述换文项目贷款采购的产品和（或）服务，该换文第一部分第三款第（二）项中所提到的有资格来源国为所有国家和地区。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印）
（９７）部条字第９０９号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日本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谨通知收到大使馆一九九七年九月四日的第９７／１１０号普通照会。
外交部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上述普通照会中提出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可以接受的。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
第二部分 会谈纪要
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和日本代表团的代表就今天有关旨在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而提供的日本国贷款的换文纪要如下：
一、关于上述换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贷款Ｉ”项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的筹款方式，将适用下列原则：
（一）招标将在列为“外币部分”的工程项目进行。招标将面向合格货源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二）关于通过招标而决定给中国国民的合同，其所需的全部金额从上述“外币部分”拨付。
二、（一）关于换文第二部分第一款第（一）项中所述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商品粮基地项目，“贷款Ⅱ”将用于支付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黑龙江省农业发展而转贷给用款人的资金。
（二）上述（一）中提到的用款人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三、关于换文第一部分第三款第（一）项，日本代表团的代表表示，对换文后附项目表中的第６个项目的贷款将用于支付为购买该段中提到的货物和（或）服务从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到换文第一部分第二款第（一）项中所述的贷款协议生效前一天已经和（或）将要支付的货款，以及自上述贷款协议生效之日起将要支付的货款。
四、关于山西王曲电厂项目的有关环境保护措施：
（一）日本代表团的代表要求中方确认下列事项：
１、确保王曲电厂所需低硫煤的稳定供应；
２、确保为安装王曲电厂今后可能需要的脱硫装置留下足够的空间，并为引进和运转上述脱硫装置立即采取措施；
３、考虑引进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及建立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措施；
４、进行环境监测并向日方提交监测结果。
（二）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就上述１中有关内容确认如下：
１、按设计，王曲电厂将使用低硫煤。为保证低硫煤的长期、稳定的供应，电厂和供煤商已签署了供煤协议。一旦供煤出现问题，中方应立即通知日方并采取有效措施；
２、王曲电厂的总体设计方案已经被修改，在电厂锅炉末端的烟囱周围已为将来安装烟气脱硫装置留出足够的空间。作为该项目实施部门的电力部应在安装脱硫装置前进行预可研，对型号和技术规格适用于该电厂的脱硫装置的成本做出估计。
３、关于王曲电厂的整套设备，中方将确保根据中国的有关环保法规进行进一步的环境调查，做出减少灰尘、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方案并将该方案报送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
中国代表团代表 日本代表团代表
汪师嘉（签字） 贞冈义幸（签字）
浅议刑事审判中的情与法
——从几则案例说开去
“法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谚既凸显了法与情之间的交织关系，也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既要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又不可机械式地适用法律，要考量案件中与法条中所隐含的情理。因为法与情理确始终相伴相生，离开了情理的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使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的国家，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法。当然，也有法学理论家宣扬一种法与情完全脱离的理论——恶法亦法，但这终究只是一家只谈，也未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主流思想。此外，从法的渊源来看，法与情也是紧密相连的，早期的法是起源于道德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光靠道德是无法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此时法便应运而生。法和道德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但是在某个范围内也会出现交集，这时就会出现究竟适用法抑或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困惑。当这种困惑出现在刑事审判实践，就需要法官在法与情之间做出权衡。当然，法官在做出权衡时要本着最基本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一、现象：审判实际中的情法冲突
案例一：范某无照驾驶重型装载机在一在建内环快速路上运送建筑材料，行驶至该路段k2+250处时，因不当操作遮挡了视线，忽视行车安全，不慎将唐某撞倒并碾压，造成其当场死亡。案发时该快速路并未投入使用，但已经有行人或者摩托车在通行。案发后范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并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
案例二：文某发现其所在村的山上有一棵兰花楹树，便以购买小叶香樟树为幌子(小叶香樟树不值钱，且山上到处都有)，前去和村书记罗某商量，要在山上挖棵小叶香樟树（树的大小和具体位置文某辩解说都跟书记说明了）。文某在未按购买树木的正规程序通知相关责任人到场德情况下，私自将山上的兰花楹树挖走并出售，获赃款13000元。经鉴定，该树价值人民币8万元。案发后文某已经将所获的赃款退回，兰花楹树也已移植回该村山上并已成活。公诉机关据此以文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三：今年48岁的张某（老家在农村）2011年经熟人介绍来到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同年12月2日下午，因抱怨苏先生拖欠工资，便将苏先生放在鞋柜上一部VERTUS手机（诺基亚一款奢侈品手机）藏在厨房里，次日趁人不备时将该手机埋在萝卜坑里。苏先生发现手机不见了就报警，民警查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萝卜坑里找到了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6万元。公诉机关以张某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
案例四：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摘了47斤科研用葡萄。这些葡萄是该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当时正处于对比试验阶段，此举令其中的20株试验链中断。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其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于9月12日对其中三名农民工执行了逮捕。后对葡萄价值按照“市场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其价值为376元。2005年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三名民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的被告人范某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即使范某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车行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未必有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重。案例二、三、四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致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若是单纯地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任何情理因素的话，从形式上看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体现公平正义，能否符合刑法本来的精神和理念，则值得人好好反思。
二、问题：违背法的基本精神与减损司法公信
在上述案例中，法官如果完全按照刑法法条的规定依葫芦画瓢，有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案例一，范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行显然要比一般的交通肇事的要轻，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针对是个人。按照刑罚相适应原则来推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相当的情节、性质及危害后果的情况下，量刑肯定要轻些。但是如果单单从刑法条文去操作的话，案例一出现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第二则是降低了裁判的可接受性。俗话说，“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法院针对具体个案“怎么说理”以及“说理的好与差”便成为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和认可法院裁判的关键。虽然法官进行裁判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法律职业者，其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理性地看待裁判结果，其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且这种情感还或多或少的带着同情弱者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情感的对错，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在影响着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像案例二、三、四的情形，如果法官完全摈弃情理上的因素，照法裁判，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那样的裁判结果的，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并不太理解和认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程度，他们只是从情理上去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有多严重，该受怎样的刑罚。所以，为了让裁判更容易被接受，法官需要在个案裁判中考虑一定的情理成分，但是该如何去把握情理的分量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则是会损害司法权威，减损司法公信。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因为法院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个案审判明晰对与错、是与非，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的说理与裁判结果若是十分偏离公众的司法预期，则会导致公众对裁判的接受性低，进而降低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服力，损害司法公信。
三、原因：法的滞后性和情的合理性
（一）法的滞后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总是具有滞后性，法一经立法机关制定以后，就已经落后了社会形势。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不让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
刑法解释并不能解决当法官在面临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时该如何处理的难题，因为刑法解释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只能就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和实践中如何适用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的主体也是明确了。所以，如果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死守着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解释，法官照样会感觉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提倡法律至上的社会，法的作用有时候被过度地神圣化，好像所有的事情离开了法律都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过度地依赖法律条文，恰恰显现出法律在某个方面的苍白无力。崇尚法律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清楚法律有其自身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这就需要作为法的执行者——法官在实践中把握情理的作用。
回到先前的那几个案例，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又规定了几种不需要数额标准的盗窃罪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就一般的盗窃罪，被侵害财产的价值是相对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一财产在不同的时期、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比如案例二中的兰花楹树，如果只是按照木材使用的功效来计算，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价值，但是，由于该树稀有，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使得该树价值倍增；案例三、四中的奢侈手机、天价葡萄也是一样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价值就那么点，但是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具有另一种让常人匪夷所思的高额价值，且这种价值的存在是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刑法和相关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法官该如何去取舍，因为刑法的制定者在制定该法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如今的情形。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情理去作出裁判。
（二）情的合理性使其在法官裁判时占有一席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情有很多种，当一种情升华到理的程度，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情理”，指的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它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情理，虽有差异但共同的指向应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故而，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便考虑了相当的因素，如刑事司法中的酌情制度。
此外，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在裁断案件时也无法全然跳脱出情理。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采用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判权（discretion）。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 同时，法律语言含义的多样性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法律规定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则释“法”说“理”，使裁判的结果符合公众的通常理性，不能与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过于偏离，进而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结论：刑事审判中要情法兼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出的裁判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考虑法律框架内的因素，应该要适当注意情理上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