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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反倾销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张颖璐


【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反倾销已经成为反对不公平竞争和保护国内产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在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反倾销的严峻挑战。本文从政府、企业以及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完善来应对国际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倾销浪潮，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探悉中国的反倾销立法亦不可照搬WTO的规则，而更应该从政治上加以分析，以求制定更符合我国国情的反倾销法律。
【关键词】反倾销 对策 国家利益


一．倾销与国际反倾销法
倾销最初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法律意义上的倾销是以价格歧视为基础,形成了有其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第6条的规定最具权威性，认为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输入到另一国家的行为。构成倾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 .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2.由此给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以上统称损害）；3.低于正常价值的销售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进口国可以提起反倾销控诉。〔1〕在国际贸易中的倾销被视为一种不正当的商业竞争行为。21世纪初期，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WTO成员国范围的扩大，各国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国际反倾销出现一些最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倾销的规模来看，由过去传统的几个贸易大国指控倾销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反倾销不仅具有防御性特征，它的进攻性与对抗性也是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公平竞争的有效武器。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贸易大国还是贸易小国，也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把反倾销作为主要贸易保护手段，国际反倾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熟悉和运用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二）从反倾销运用的手段来看，由过去单一的关税壁垒转变为以反倾销为主导的多元化的非关税壁垒。
GATT和WTO在经过总共8论的多边贸易谈判后，WTO各成员国的关税率已大幅度降低。税率的下降，使得利用关税壁垒的作用日益下降，新的更有效的贸易壁垒，如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技术壁垒等层出不穷。反倾销作为其中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导。
（三）从反倾销的应诉情况来看，由过去怠于应诉转变为积极应诉。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反倾销的应诉率极低，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但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发展，反倾销作为世贸组织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许多国家和企业从具体的个案实践中认识到，应诉与不应诉的结果差别很大，应诉就有双赢的机会，不应诉就等于承认倾销，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很可能会失去原来开拓的市场。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反倾销应诉热情高涨且有不断攀升趋势。
国际反倾销的发展变化，也使得反倾销法日臻完善。所谓反倾销法是指进口国为了保护经济和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对倾销行为进行限制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国际反倾销立法上看，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第6条创立了世界第一个反倾销保护的国际规则，成为各国反倾销立法的指导性法律文件。由于当时时代背景和立法实践的局限，该条款规定得过于简单和笼统。1967年《反倾销守则》从内容上丰富和发展了GATT第6条的规则。1973年开始的东京回合多边谈判，讨论通过的1979年《反倾销守则》是对1947年的GATT反倾销规则的重大发展〔2〕。乌拉圭回合制定的《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即“WTO反倾销守则”在继承1947年的GATT原有规则的基础上，对东京守则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提高了透明度和法律的预见性，强化了反倾销规则，形成一套包括实体和程序规则的完整体系，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和修改国内反倾销法的主要依据。从各国反倾销立法上看，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都未颁布反倾销立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立法史短，在处理倾销案件时，随意性大，透明度低。而WTO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法制的统一性，它是不允许不同地区不同法律规则的存在，不容忍对不同市场主体不同法律规则的存在，不允许相互矛盾的不同阶位的法律规则的存在，一切相同的市场行为均应遵守同样的法律规则。因此，当今各成员国在制定反倾销政策时为避免与国际规则发生误解和矛盾，大量参照国际惯例和规则，使本国的反倾销政策透明、严密而倾向一致，以便有效地保护本国贸易市场。
二．我国现状
中国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亚洲国家，各国的反倾销法旨在维护其国家利益，而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条例也主要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制定的。据统计，从1995-2003年3月，针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数量占了全球总数的14%以上，高居榜首。而目前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仅有4%〔3〕。自入世以来，从温州打火机在欧盟遇阻事件，到号称 “入世第一战”的钢铁临时保障措施的出台，再到DVD专利纠纷以及针对中国纺织品、农业产品设置的 “绿色壁垒” 等非关税贸易摩擦，都昭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国的对外贸易，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的〔4〕。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反倾销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首先，对我国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是欧盟、美国、墨西、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其次，我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棉布、棉针织品、粮食等，质量和附加值不高；而且缺少品牌商品，轻易就被外国以种种理由拒之门外。有数据显示，由此国外对我国反倾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再次，由于中国企业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见到某种商品畅销便蜂拥而上，竞相低价出口，是短期内进口国的某一商品猛增，从而引发反倾销指控。最后，我国企业应诉、起诉少，我过企业在2000年前大约有1/3的反倾销案件无人应诉。不应诉等于不战自败。因为不应诉，起诉国政府直接适用“最佳可获得信息”裁决征收反倾销税。
三．中国的对策
由此可见，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不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消失，相反可能会有增无减。中国正面临着被他国反倾销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我们应从多角度采取措施：
（一）我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1．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支持体系，明确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政府的所有政策和措施都应该以维护各出口企业公平竞争为前提，否则政府的支持措施就可能成为国外反倾销的把柄。政府应建立国际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从物流、金融、保险、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引导。
2．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实施市场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应当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对出口产品总量和产品结构进行宏观调控，鼓励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互补型产业，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开拓新市场。目前我国出口贸易的地区主要集中于韩国、日本、美国和欧盟，这种过分集中的市场结构消弱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我们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逐步实现市场结构多元化,提高外贸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
3．建立国家反倾销咨询机构和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一方面对外传递我国制定、采用和实施的有关贸易政策的信息，以随时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合理的咨询和审议。另一方面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反倾销数据网络系统，及时公开各国反倾销的法律、法规、政策，各“替代国”的价格、计算数据、成本资料等，及时向国内企业发布预警信息。
4．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以往国外反倾销调查，企业无法提供从原材料的供应到销售各个环节的原始资料和数据，以证明自己是市场经济主体，而被采用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替代国的制度。因此，政府要加快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提高其管理水平，规范其财务管理，准确反映运营成本，符合国际财会规则。逐渐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二）国内企业应采取的对策。
1．企业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质取胜。产品的价格是竞争的一个重要形式，但并不是企业出口产品价格越低越好。低价竞销最容易引发反倾销诉讼。企业在定价时参考一下国际市场行情及反倾销动态，就可以大大减少反倾销诉讼。从长远看，我国企业要真正走向国家国际市场，首先，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量，大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其次，企业要认真研究各种重要的国际标准，如 ISO9000 ， ISO14000 ， SA8000 族系等，保证出口产品在技术，安全，卫生,环保各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标准。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大力开拓绿色环保市场，应对外国采用种种苛刻技术标准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实现中国企业高效、持续和健康发展。第三，要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即突出产品非价格方面的特征，如产品的物理特征、质量内涵、分销渠道、培养消费者群体等，建立品牌形象，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2．企业要调整产品出口经营策略。我国出口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保持比较稳定的分额，必须转变经营思想，借鉴国外从“贸易立国”向“海外投资立国”的经营策略转变。确立正确的营销观念，由贸易出口为主转向贸易与投资并重，力争在海外直接建厂，建立一批跨国公司、企业，使其产品能够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使反倾销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
3．企业要学法、懂法、用法。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不仅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还要能熟悉地运用，并学会用国际贸易法规来保护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企业要勇于应诉。如果企业放弃应诉，自然而然就被认为是败诉，一旦败诉就可以认为企业的产品违反了反倾销法，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产品不可能再出口也就完全失去了市场。面对国际贸易官司，只要事先了解情况，如向中外律师咨询、向行业协会、经贸委进行咨询，主动与外国商务部沟通，完全掌握对方国家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拒理力争，就有胜诉的机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驻外使馆应当协助企业参加应诉、协商。
（三） 加强我国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措施。
从 1994 年颁布的《对外贸易法》第 30 条规定,1997 年颁布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和 2002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到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总体而言，我国反倾销法大量参照了国际惯例特别是重点遵守了 1994 年 "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守则"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缺乏实践，许多内容简单、抽象、模糊，操作性和透明度都不强。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借鉴和吸收国外和国际的成功经验，如 "反规避调查" ，维护整体利益原则，简单多数通过机制，倾销和损害幅度的计算,反吸收条款等，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对外贸易政策统一由一个部门颁布，不用内部文件对有关规则进行补充和说明。
具体而言：
1．损害标准
《反倾销条例》在第 2 条明文规定进口产品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着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依法进行调查，采取反倾销的措施。什么是实质损害，或者说损害标准是什么，是采取上述措施的关键。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6 条明文规定了损害的标准是“重大损害”，也有人译为实质损害或严重损害。1979年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守则》进一步阐述了实质损害的标准，认为“实质损害”就是“不是不重大的损害”，在具体适用时应当考虑：（ 1 ）产品的进口总量；（ 2 ）进口产品对本国市场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3 ）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商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有关的经济因素。在 1994 年《实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 条的协议》中增加了累积计算的方法。 累积计算 (评估) 是当低价销售的产品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则进口国可将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累积在一起计算，以确定是否达到实质损害的程度。但是究竟损害达到了何种程度就可以被认为构成了实质损害，完全是调查官员在每一个案件中的主观判断。这一问题，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我们把损害标准确定的越低，构成反倾销的机会也就越多，贸易自由化程度也就越低，相应地有利于本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但是这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也就越远。显然，我国有关部门在调查反倾销案件时,应当理性地把握这一标准。
2．进口增加
《反倾销条例》第 8 条第 1 项规定，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包括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者相对于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或者消费的数量是否大量增加, 或者倾销进口产品大量增加的可能性。这一条款中的“进口增加”可以是“绝对增加”也可以是“相对增加”．什么是绝对增加和相对增加，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绝对增加就是进口产品数量真实的增加，相对增加是指在一个日渐萎缩的市场中进口所占分额的增加，即使进口数量没有任何增加。至于大量增加的认定，可以参考 1994 年关贸总协定协议第 19.1(一) 项使用的这一概念，要求进口的增加必须在量上和质上都是足够临近，足够突然, 足够剧烈以及足够重大。如果这四个标准同时具备，就可以判断进口增加达到了足以使进口国有权采取反倾销措施的程度。
3．行政复议
从《反倾销条例》以及我国的〈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裁定、决定都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的，复议机关也是关税税则委员会。然而，行政法的“自然正义原则”的首要要求是“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根据这一要求，省级政府和国务院部门、关税税则委员会是不能自己来进行复议的。从理论上将，应当由国务院来行使复议权，姑且不说国务院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来处理日益增多的行政复议案件，就《行政复议法》第14条的规定来看，国务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是不能起诉到法院的。这就违反了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命题：任何法律争议最终应当由法院裁决。由此看来，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反倾销复议制度就形同虚设。
4．行政诉讼
在现有的行政性司法救济无计可施之时，行政诉讼成为了行政相对人行使司法救济权来保护合法权益的唯一选择。
一旦当事人选择了诉讼，首先便面临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反倾销诉讼的被告应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关税税则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但是，《反倾销条例》。中“经商”、“会同”等词汇的运用，使得这种类似单一机关，而实际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确定为各个主体为被告还是某一机关为代表变得含混不清。笔者认为，应该对相关机构予以整和，把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合并，统一负责国内、国际贸易，以期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至于行政诉讼的原告，《反倾销条例》规定包括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这一规定是完全合乎1994年的〈反倾销守则〉的。
另外，在反倾销的受案范围上，《反倾销条例》规定有以下几种：（1）终裁决定；（2）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收的决定；（3）复审的决定。这三种是最主要的问题，除此之外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反倾销调查案的司法审查范围还应当包括主管机关不予立案、调查中止或终止、调查初裁等。具体讲至少还应当包含：（1）对不立案调查的决定；（2）中止调查的决定；（3）终止调查的决定；（4）初裁决定等。
其次，管辖权限又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应当由中级法院审理。依该法第17条及有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案的法院应当由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机构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目前。国家经贸委等大部分中央国家机关都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内，即这些行政诉讼案件都应当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是二审法院了，那么这两级法院有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专业水平来肩负起越来越沉重的案审重担，就令人怀疑了〔5〕。
国外对反倾销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普通法院管辖，另一种是专门法院管辖。根据我国国情，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可以适用的两种模式，一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其受理初审，最高法院负责二审。第二是专门建立行政法院分级审理各类行政诉讼案〔6〕。笔者认为由于反倾销案件专业化程度高，涉及范围广，并且有关于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采取第二种模式更为妥当。
但是反倾销法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特殊法律，兼具有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防卫双重功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反倾销法被普遍用来作为反对倾销这种不正当商业竞争的手段是基于各国对倾销的危害所达成的共识。其贸易保护主义功能则是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市场趋向饱和分不开的。而且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日益法制化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范的制约下，各国自行其事、灵活掌握用以应变的手段越来越少，因此纷纷转向采用反倾销这种既表面合法，又易于操作的手段来达到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市场的商业防卫目的。正因为如此，反倾销法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即反不正当竞争与商业防卫的双重功能将始终伴随反倾销法而存在。
唐律解读：血缘立法的经典*

李伟迪
（怀化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摘 要：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更是血缘立法的经典。唐律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有77条，涉及唐代行政、民事、婚姻、家庭、继承、刑事、诉讼等各个方面；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如凡人、奴婢、良人、皇帝等也以血缘为依据确定，因此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是特别明显。血缘与唐律的密切关系根置于唐代的自然经济结构、专制政治结构和亲尊文化结构，血缘关系透过家庭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血缘与唐律的结合表明，血缘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血缘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融汇，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缘立法，是丰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中华法系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唐律；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唐律依血缘关系展开，血缘关系是唐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
唐律502条，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77条；其法律关系主体有家长、尊长、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继、子、孙、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亲、慈母、亲、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缌麻、小功、大功、期亲、斩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县令、府主、刺史、 皇上、皇后、师、凡人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是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凡人"也是一个间接的血缘关系概念，因为"凡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血缘较远；"部曲"、"奴婢"、"贱民"、"良民"等法律关系主体实质上也是按其血缘划分的；皇权也是依据血缘来行使的，皇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百姓的父母，"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1](P.6)实际上帝位是依血缘取得的。上帝之子是虚，皇帝之子（开国皇帝除外）是实，唐律之目标首先是维护"龙"种的繁衍和特权，撩下神秘的重幕，最后看到的是血缘。因此应该把对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理解为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间接体现。[2](P.32～35)
第一，血缘是享受特权的法定依据。不仅皇帝的直系血缘亲属享有特权，而且亲属的亲属也因血缘而享有特权，"皇后小功以上亲"犯死罪，要奏请皇帝，由皇帝格外开恩。较高级别的官吏也可以依血缘荫及亲属，如果亲属犯流罪以下，法定减一等处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七品以上官之亲属犯流以下之罪，不仅可以减等处罚，而且还可以用财物赎罪，"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3](P.34)总之，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及其亲属因血缘关系，可通过议、请、减、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同罪而异罚。
第二，血缘关系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实施同样的行为，因行为对象与行为人的血缘关系不同，法律责任就不同，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以告发他人犯罪为例，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4](P.432) "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5](P.435)，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不告是子孙的法定义务。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属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亲等处刑，可见告有重罪，不告无罪。但如果对与自己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不告有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6](P.449)
充分体现血缘是定罪依据的是对侵犯皇权行为的处置。表现之一，如果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罪，必须告发，大义灭亲，告发是法定义务，[7](56～61)"诸知谋反及谋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 。"[8](P.427)表现之二，若家人犯罪，不论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首从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与家人有血缘关系，"除恶务尽"，近亲要斩，远亲要流，物财没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9](P.321) "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10](P.325)，这就是依据血缘而形成的"缘坐"。
第三，血缘关系是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唐律不承认家庭成员个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及民事权力能力，以血缘为基准划分私人财产所有权，并由父亲行使。祖父母、父母在世时，禁止子孙分割家产和分户居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1](P.236)父母去世后三年内，仍不能析产分家，"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12](P.236)对于家中的财产，晚辈不能私自处理，"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13](P.241)
第四，血缘关系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大权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14](P.267) 唐律规定，同姓不婚，良贱不婚，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一年。缌麻以上，以奸论。"[15](P.262)，"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嫁，减一等。离之。"[16](P.269) "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为妻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17](P.270) "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18](P.256)
第五，血缘关系是取得继承权的依据。[19](92～94)继承分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和爵位继承三类，而继承的一般规则按血缘确定。财产继承的法定继承方式是诸子平均继承，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或转继承。"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20](P.241)
没有生育的人，为了延续血脉，可以从同宗中过继收养，"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21](P.237)如果收养下等人的子女为子孙，则要受罚，"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女.杖一百"。[22](P.238)
第六，血缘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托。[23](15～18)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基层官员若脱漏户口，也比照家长的责任，按血缘家长责任类推，体现了立法者对血缘的依赖和重视，"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诸州县不觉脱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若知情者，各同里正法。"[24](P.231.233)
唐律规定，官员的家属如果接受官员下属的物质利益，官员和家属要处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部有所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所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25](P.227)

2 血缘与唐代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的绝对优势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事物的物质生活关系，"[26](P.82)那么首先应从唐代经济的"历史真实"中，去探求唐律血缘色彩浓厚的根源。唐代经济是一个什么景象？从经济结构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百万，家有绫机五百张。"[27](P.187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整个唐代的经济结构看，商品经济仍处于萌芽状态，因学术界多有定论，此不赘述，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个已大众化的命题：农业居于绝对的优势，工商业仅仅是零星的点缀，在唐代，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28](P.1015) "广大人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须通过商业才能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 [29](P.666)那么自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下按产业类型来分析。
小农业是唐代主要的产业，它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管子曾这样描述家庭生产的情形，"正月，令农始作，……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0](P.16)生产者的劳动伙伴总是并且都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儿女或父母，在翻地、下种、除草、施肥和收获的过程中，没有也不需要外人来帮助（也许农忙时亲属间有简单的协作）[31](P.9)，也没有外人来分享一家的劳动成果（租赋除外），新唐书载：瀛州刘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32](P.5579)"。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卖，也没有必要买多少东西回来；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那块土地，一辈子不离开这个村庄；一切关系在家庭中展开，一切矛盾在家庭中解决；血缘是组织家庭成员的纽带，也是解决家庭矛盾的依托。如此，基础的血缘群体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血缘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的关系也主要是血缘关系。只要看看经历了千年发展后的今天，农村组织生产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就可以想象血缘关系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除小农业外，血缘关系也是组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的主要形式。
唐代的手工业有三种形式，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前二者是手工业的主要形式，也采取家庭劳动的形式，唐代诗人袁高和柳宗元对制茶的家庭劳动有这样的描述："田辍耕农耒，采采实辛苦。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33][P.3536]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34](P.3948)，全家男女老少共同劳动。唐人元稹作《织妇词》，篇中有言："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35](P.4607)说明拥有较高技术的手工纺织仍以家庭劳动为主；宣州诸葛氏的制笔业，是家庭生产、世代相传。[36](P.407)唐代的少数私营手工作坊，可能有较多员工，寿州刘清真是一个制茶作坊主，"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37](P.160)，这二十个徒弟不一定都是刘的亲属；但是绝大部分民营手工作坊，仍以家庭关系或家族关系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唐人李青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富于财，李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 [38](P.232) 有专家这样概括中国古代手工业劳动力组织形式："中国城乡的独立手工业者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师徒关系为基础。" [39](P.2)
古代商业经营，与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比起来，其经营形式涉及的社会关系要广得多，要把商品卖出去，就必然要与家庭之外的人发生关系，就必然超越血缘关系；但是一家店铺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类似于今天的个体工商户。有洪州胡氏，家有五子，"家稍充裕，家桑营赡，力渐丰足"，命"子主船载麦，??流诣州市。"[40](P.2794)还有一例：长安东市有一家专门出租驴作运输之用的店铺，父亲管店，小儿跟随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将驴牵回[41](P.2741)。手工作坊之间和商人之间没有欧洲式的行会，"长期以来，中国工商业者已经逐渐习惯于对中国政权的服从和依赖。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协作关系外，他们难以接受任何自治联合体的制度约束。"[42]](P.1)
可见，在唐代的自然经济中，血缘关系是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生产者也基本在血缘的区域内活动，血缘关系转化成了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自然经济是唐律呈现血缘主义特征的最深层的根源。为了简便，以上表述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

三、血缘与唐代的政治结构：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家国同构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家长专制。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而这个经济单位是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组成的，要把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利益协调起来，就必须有一个人在其中起组织管理作用，必须给他以权力和威严，足以使其他人服从和尊重。那么在这个家庭中谁能担当这个角色？他们可以按两种标准去选择，一是选择家庭中最有能力的人，这是社会生存法则使然，一是选择家庭中血缘辈份最高的人，这是自然法则使然。按第一个标准选择，结果之一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或祖父母当选，因为他们有生活生产经验的优势和体力的优势；也可能是成年的儿女，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更强的体力。但是在儿女中选择管理者，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如几个儿女之间或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会争夺这个角色，况且人的能力是变化的，家庭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争夺状态，就不能达到最初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第一个选择标准不可行。如果按第二个标准选择管理者，结果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因为尽管有三世或四世同堂 ，但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和母亲；那么父母之间怎么选择？这个矛盾在父系氏族社会到来时就解决了，因为在主要依靠体力进行生产的时代，父亲作为男性有绝对的自然优势。按第二个标准既能避免第一标准的混乱，又能吸收其长处??对能力的看重，并且把这个标准建立在稳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谁也不能回避，也不能选择，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每个人在生命的童年都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父母的养育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壮大的前提，谁都有这么一段经历，谁也不能抹杀这段历史，总之是父母给予了生命，这是父亲取得管理权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是多世同堂，父亲可能因年老昏花而对长子作某些授权，作为技术性的修正；并且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秩序也使家庭成员自觉服从这一标准，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逐出家庭等于原始时代被逐出氏族或部落；生命的秩序使每个人先为人子后为人父，使每个人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待生命历程中扮演下一个角色；并且父权使年老体弱的长者的赡养得到了保证。这样父亲的权力基于血缘和家庭生存、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上节的公式可以修改：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
父亲为了有效地组织家庭生产，必须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家庭成员的指挥权和惩戒权，因而唐律规定，一切财产归父亲所有，一切成员听从父亲命令。 "诸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43](P.437)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不得擅自处理家庭财产，不得咒骂、殴打父母，不得起诉父母，不得违反教令，不得遗弃父母。更有甚者，在父母去世后的三年内，子女也不得欢歌笑语、分家立业、结婚生子和外出做官。父权出现了异化，子女权力被养育之恩冲淡了，而子女的服从义务被强化了，血缘关系成为家长专制的载体，"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44](P.187)
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否一样？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一，"国之本在家"。既然国家治理的对象是众多的"家"，那么，国家治理的目标也就是维护"家"的正常秩序。其二，国之本在族。"小家"之上有"大家"，即宗族，按血缘和亲等"联宗收族"，宗族即成为国与家的中间环节，宗族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杨度有这样的论述："对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国家须维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凭籍，以维持社会。"[45](P.165)第三，家和宗族相对于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单位，家与家之间没有多少交往，"小农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其成员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不发生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使他们交往而是促使他们互相分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在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中的大部分产品，因而多半在自然交换中而不是在社会交换中取得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资料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群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群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州区。" [46](P.310)既然一个个家庭是单独存在的，不能自觉地相互依靠、相互制约，在洪涝灾害、外敌入侵等情况下，单个的家庭是无法生存的，就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一样。那么千千万万的小家庭需要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管理者，负责水利兴修、维护治安、抵御外敌等事宜，也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个管理者是怎么产生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庭中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多大，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的人怎么样；那么只有战争才能选出这个管理者，与猴王的产生过程相类似，"成者为王"，这个"王"就是管理者，在周代称天子，在秦代以后称皇帝。这个皇帝如果能使小家庭安居乐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一个好皇帝，就能继续他的统治，小农社会需要皇帝。但是皇帝不是选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与暴力、威严、神秘相伴随的，能征服天下的人就能征服一个小家庭，因此单个小农家庭是无法与皇帝对抗的，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在这里，国家管理者的权力也出现了异化。因而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是一元的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小农家庭的权力被淡化了，皇权被绝对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7](P. 315)
由此可见，依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既是治国的对象，也是治国的依托，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与家，既同构，又相通。家是按血缘关系来管理的，那么国也可按依血缘关系来治理。血缘关系在转化成生产关系的同时，也转化成了政治关系，这是唐律与血缘相结合的政治基础。这也可总结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
四、血缘与唐代的文化结构：亲亲尊尊的主流理念
血缘与唐律的关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去探索。自然经济是血缘主义文化产生的土壤，血缘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亲亲尊尊，其理论形态称为"礼"，其基本原则是"三纲五常"。亲亲尊尊的价值取向是维持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的正常运转。亲亲尊尊与自然经济的内在关系是什么？首先自然经济需要亲其亲、尊其尊，抽象而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者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48](P.106)必须通过道德规范系统化，并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沉淀为人们的内心信念，才能定分止争；从家庭内部来说，"父子兄弟，非礼不定，"[49](P.46)通过礼治，"人人亲其亲，长其长，"[50](P.88)从思想意识的层面，去维护小农家庭，以稳定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亲亲必然尊尊，长者为尊，不尊尊，就不会亲亲，亲与尊是相通的。尊与贵也相通，为贵者尊，可以移亲为尊，移孝为忠，这样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为了强化"礼"的作用，主流思想家还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51](P.1079)目的是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2](P.149)的境界，实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气氛，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因此，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是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产物，是一种血缘主义文化的结晶。唐代是自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血缘主义文化当然会在唐代大行其道，也会深深地渗透于法律文化之中。在这里可以对前面的公式进行补充：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亲亲尊尊。
五、血缘与唐律的立法技术：治国同于治家
既然唐代有血缘主义产生的土壤--自然经济，又构建了以血缘主义为基础的专制政治，以及以血缘主义为基础的尊亲主流文化，那么血缘主义根置于经济基础，渗透于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可以说血缘主义无处不在，那么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浓抹重彩就是必然的了。从立法的技术层面看，血缘既是立法的依托，又是立法的调整对象，既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又是立法的具体条款。依血缘关系确立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主体，依血缘关系而尊贵而有特权，依血缘关系而卑贱而偷生，依血缘关系行使所有权，依血缘关系行使诉讼权，依血缘关系而成家立业，依血缘关系征税纳赋，依血缘关系定罪量刑，依血缘关系而获罪，依血缘关系而免罪。这是自然经济背景下，立法技术高度发达的体现，是统治经验的集合大成。为什么这么提？家国同基，家国同构，治国同于治家，朱元璋也不由感叹，"齐家治国，其理无二，"[53](P.1497)后人也能理解孟子在言大丈夫之志时，把"齐家"与"治国"、"平天下"递进而并列的理由了。最后的公式应是：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亲亲尊尊＝唐律。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已成定论；根据上述分析，也可以这样断言：唐律是血缘立法的经典。
梅因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54](P.97)肯定了人类逐步摆脱血缘关系的制约而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进步性，但是 这并不否认血缘曾经孕育了人类自身、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也不否认血缘关系和血缘立法有它的历史正当性、历史进步性和科学性。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尚不太"进步"的环境里，可能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更高，它是确定权力义务的重要依据；在中华法系这样一个积累了深厚血缘文化底蕴的国度里，是否可借鉴唐律的血缘法律功能？事实上，今天中国人的血缘观念仍很强烈，中央电视台在采访石家庄市纪委书记姜瑞峰时，姜谈到为什么自己反腐败的决心如此坚定，原因之一是想做官，为家争光，"一个姓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这在每一个姓氏或家庭，是十分关心的问题。……所以说，我要为我的家乡，为我的家族争光。"[55][P.320]在西化了的世界"唐人街"， 血缘的色彩仍然是那么显眼，"在西方各大都市中，凡有CHINA TOWN，均可见林林总总的'宗亲会'，而邻近必有的日本街、朝鲜街，多的都是各类招牌的'商会'。" [56](P.2) 在当今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国际法中都有与血缘相关的规定，能否更加自觉和科学地利用血缘对法律调整的基础功能？笔者注意到了有些研究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学者，在关注中国传统法律、现代法律与血缘的关系，[57][P.80~85]也看到有些学者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血缘、宗族与法律的关系[58](P.8)。那么研究唐律与血缘的关系，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创新中华法系，是有所裨益的。
人类永远不能摆脱血缘关系，永远会关注血缘关系，永远要依赖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丰富的社会资源，血缘关系今天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关系。笔者不揣冒昧，就血缘与法律的关系提出以下观点，请学术同仁指正：
①血缘关系的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②血缘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法治资源。法律本身不能创造组织，必须依赖现实社会的组织细胞；血缘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并且利用血缘关系利益的关联性，可提高违法成本，如唐律"监临之官家人乞借"的规定。
③血缘关系的封闭性破坏法律关系的普适性。人们在遇到血缘圈内与圈外利益很难取舍的时候，一般人会优先选择圈内利益，而破坏法律关系。
④血缘关系需要法律的调整。血缘关系是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重要依靠，是取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依据。利益所在，必有矛盾，并随血缘关系的广泛性而普遍存在。法律应该提供解决此类矛盾的方式。
⑤发生在血缘关系中的法律关系，必须考虑血缘关系的特殊影响。既不能把一切法律关系血缘化，也不能在法律关系中把血缘关系虚无化。
⑥血缘立法是中华法系的特色。如唐律规定，血亲近缘，同署论罪，避免了兄弟科、爷孙局的尴尬。宗族立法要抛弃，而血缘立法值得借鉴。[59](P.56～58)
⑦血缘立法在其他法系中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如关于伪证犯罪，1994年《法国刑法典》、1976年《德国刑法典》、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匿隐自己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都不能认定有罪。[60](P.78～83)
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对血缘关系重视不够。宪法、民法通则和刑法，共763条（不包括解释和补充规定），其中只有11条直接考虑了血缘关系。[61](P.124～128)
⑨应该建立血缘法学。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关系象血缘关系那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法学家应该自觉地探索血缘与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法律工作者应该科学地运用这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