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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婚案件中精神病患者案件的统计分析

周红兵


在民法上精神病人可分为：一是完全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是不能完全辩认自己的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有时能够辩认,有时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前两种精神病人在理性情感上或意志意识上均存在着严重的精神性疾病障碍，其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中，必缺乏正常的认识事物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能依法独立实施法律民事行为。如痴呆症人、偏执型精神病人、轻度或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人等。2004年笔者在审理55件离婚案件中，其中诉讼当事人一方为精神病患者的有6件，占离婚案件数的11%。其案件类型比往年有上升趋势。笔者通过近几年来对所精神病离婚案件的审理，做以下分析。
一、离婚案件中精神病患者的主要表现形式：
1、精神发育迟滞。以前称为精神发育不全，其个体在发育阶段（通常指在18周岁以前），由先天的或后天的，生物学方面和社会的、心理方面的不利因素，使精神发育受到阻碍或停滞，造成智力明显不足及社会适应困难。表现为智力低下。重度患者语言发育水平低，有的几乎不会说话，理解困难、表达也有限，甚至有的生活能力极低，大多数患者生活依赖他人来照顾。
案例一，吴某自幼因疾病导致精神发育不全，成年后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吴某的母亲与语言听力有障碍的孙某的家人达成婚姻契约，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孙某发现吴某生活不能自理，给原本生活不便的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向法院以吴某的母亲有欺骗行为提起离婚诉讼。
2、 酒依赖和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该类病人表现为对酒有依赖性，对酒的耐受能力明显增加，有长期饮酒史，经常在清晨饮酒或随身带酒频繁饮用。停饮或减少饮酒时即引起精神和躯体不适反应。
案例二、柯某自青年起常年饮酒，导致精神障碍，结婚多年的配偶喻某因不堪柯某的打闹，提起离婚诉讼，在诉讼中柯某表现为有一定的辩别是非的能力，但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3、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脑血管病是指由于脑血管畸形、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等原因引起的脑器官性疾病。急性脑血管病时可产生急性精神障碍。而脑动脉硬化以及缓慢多次发生的脑梗塞则属于慢性脑血管病，可导致人格障碍、智能障碍、偶尔可发生意识障碍。该类病多发于50周岁以上。脑动脉硬化性精神障碍表现为头昏、记忆力减退；血管性痴呆表现为痴呆。
案例三、70高龄的程某与50多岁的王某在三年前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尚可，后程某因脑梗塞而导致痴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程某的子女以被告王某未尽到照顾责任，而以诉讼代理人提起离婚诉讼。
4、精神分裂症。该病是精神病患者中患病最高的一种。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可以分为带有特征性的症状和其他常见症状，前者主要特征是“精神分裂”，即精神活动脱离现实，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以及思维、情感、意志活动之间不配合；后者有时也表现为“精神分裂”的一 定特征，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妄想和紧张综合症。多数患者虽经治疗病情缓解，但有复发倾向。
案例四，原告吴某婚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好转，与自由恋爱的被告查某结婚后初期感情较好，近年来怀疑被告有外遇使双方产生矛盾。在被告起诉离婚判决不准离婚半年后，原告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的思维表现和她的身份和文化程度不相符，脱离现实生活，对法律的公正性理解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
5、情感性精神障碍。该类案件当事人临床表现为单相的躁狂或忧郁发作，平时精神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在缓解期中精神活动正常，预后一般良好。此类病首次发病多在青状年时期。
案例五，原告李某婚前患有该类精神病，后经治疗有所好转。与被告刘某结婚后初期感情较好，后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2001年李某起诉离婚，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李某承受不了压力，病情复发，该病人发病时先表现为抑郁，后表现为躁狂，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破坏财物。
二、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的特征
1、就患者个体而言，外观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诉讼行为能力，独立意思较强，在病情的缓解期表现为正常。如案例五中李某和案例四李某。随着审理的深入，该类病人不合常理性表现出来，甚至病发。
2、就患病史而言，婚前有患病史，在结婚前有隐瞒行为，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病情才表现出来，且容易复发，对婚姻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如案例一中的吴某。
3、就监护人而言，诉讼阶段的诉讼代理人为患者的直系亲属，对方的不管不理甚至打骂，使该类病人的监护人再度承担起监护责任。
4、从双方当事人人数来看，诉讼当事人多表现为一方为精神病患者，少数双方均为该病患者。
5、从婚姻的稳定性来看，该类婚姻的自主性较一般婚姻差，多为父母的操纵，婚姻的稳定性差。
三、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存在的问题
1、法官对精神病患者诉讼主体资格应否主动审查。案件当事人诉讼目的不同，其诉讼心理状态也不同，有的该患者的亲属因经济问题、社会影响问题，不愿公开承认其病情，甚至拒绝对其精神状况进行鉴定；而对方当事人也会因诉讼成本和诉讼期限的延长问题不会主动提出申请；有的法官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证明主体资格，法官不应主动介入。
2、鉴定机构问题。在司法上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鉴定费用相对有病的当事人来说是昂贵的，因为该类病人要靠长期的药物来维持缓解的症状，数额不菲的医疗费让当事人的生活艰难，无法承担该病费用，而当地不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精神病院，在医学上有鉴定的资格，费用也相对较低，大部分当事人更愿意选择该类医院，但涉及到鉴定结论是否有效问题。
3、精神病患者是否准予离婚问题。 在审判实践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或其近亲属，往往在离婚时向另一方提出过高的要求和条件，如对方不答复所提要求和条件，则坚持不同意离婚；或者要求让对方对精神病人给予完全性的治疗，即要求待治愈后再离婚不迟的现象；或者要求离婚不离家，仍想由对方继续进行关照、护理精神病人的各项生活。
4、对双方（其中至少一方由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达成离婚协议的，是否应当制作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法定代理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该条的理解为该类离婚案件，可以一调解的形式结案，也可以发给调解书，只有在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情形下制作判决书。而根据全国法院系统业大婚姻法教程的内容确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的离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判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不应当以调解书的形式结案。
5、对精神病患者的婚姻是离婚还是婚姻无效的问题。精神病患者婚前一般有病史，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在精神病患病期属于法令律规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形。
四、如何解决上述中存在的问题
1、诉讼能力问题，该类病患者治愈力较低，多数多次复发，既使没有复发，也是病情的缓解期，不能凭法官的一般判断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由于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不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就需要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或者由其法定代理人委托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应为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一方患有精神病的离婚案件中，由于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因为受精神缺陷的制约，本身既不能依法参加诉讼行使权利，也不能正确表述自己的意志，法律规定应由其法定监护人作为代理人代为诉讼，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对于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是否确实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只凭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一般的表面观察就可确定，而必须要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诉讼行为能力作出确定。 离婚诉讼纠纷案件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其法定代理人的全部民事诉讼活动对精神病人有效。其所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的民事行为，即为法律所认可的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诉讼中法官应主动审查其诉讼行为能力，确定适格的诉讼主体。可由承担精神病人监护的监护关系顺序代为诉讼，或者由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民事诉讼。
2、 在诉讼中对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的确定，应当依据民法原理规定的采取个案审查确认制度。而精神病人在诉讼中能否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关系到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即程序是否合法，实体处理是否正当。因此，应首先考虑采用何种标准来确定或认定其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的程度如何。
（1）人民法院一般应委托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具体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轻重程度，应以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理论性、科学性的根据。即采用医学鉴定标准确定。诉讼中当事人为证明肯定或否定患有精神病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以合法、真实的鉴定结论为定案根据，来认定涉案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所提出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可以参照精神病医院出具的有关诊断证明、鉴定加以确认。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诊治过程中，有关专家对精神病人的病情所作出的科学检查、检测等结论性意见，仍可以由法官在作出确认时成为证明材料使用。但应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无异议为限，或者经开庭质证双方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或者由其他证据或事实相互认证为审查条件。
（3）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法定代理人）对所公认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为限。群众公认的事实，应该是精神病人的住所地村委会出具的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材料。同时，也包括周围群众即精神病人的左邻右舍，对精神病人长期的起居、生活等基本情况的感知和认识。对这类事实要求是：能够起到证明精神病人因先天或后天形成的精神疾病和现在仍然继续持有的精神状态，并且是人们均普遍认为和说法一致的事实。
（4）关于在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该精神病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为解决当事人对此项诉讼争议，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需按民事诉讼法程序作出认定的，可比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3、如感情确应破裂，应准予离婚。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修正后的婚姻法对于该类精神病人感情破裂没有明确的标准。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久治不愈的，或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的，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视为夫妻感情破裂，可准予离婚。具体应掌握两点：一是婚前隐瞒病情，婚后经治不愈的，该情况无须多次治疗，也无须时间上的考虑。二是，婚前虽知有病，或是病为婚后所得，应属于多次治疗无效而影响到夫妻感情的。多次一般应掌握在三次以上。
4、精神病患者的离婚案件，应以判决的形式结案。离婚诉讼是身份关系的诉讼，是否同意离婚的意愿，法定代理人是无权表示这种意见的，必须由当事人本人表明。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因精神性障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理性方面，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实质性法律问题因缺乏判断能力和理解能力，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正确表达其内心真实意思。立法上，从确定精神病人具备最主要原因和精神病人行为产生的法律效力方面，已在法律规范体现出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自行为开始时即归于无效，该类当事人无诉讼行为能力，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的离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裁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即使法定代理人与婚姻当事人的一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也不应当用调解的形式结案，但可在判决书中将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定。
5、该类离婚案件案由是离婚还是无效婚姻，应区别对待。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属于禁止结婚的情形。同时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属于无效婚姻。医学上规定，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不得结婚。因此，对一方或双方为精神病患者的的案由是离婚还是无效婚姻，应以双方在结婚登记时该患者是否在发病期为衡量标准，因为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其所进行的婚姻登记的行为也应为无效，法院应当宣告其婚姻无效。相反，在进行结婚登记时该病人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其婚姻属于有效婚姻，应定以离婚案由。
6、对精神病患者在财产分割上，子女抚养费负担及经济帮助上均应给予照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以上法律规定，处理离婚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另一方应支付一定的经济帮助款项或者是提供一定财产，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原则。在此要明确的几项问题是：首先，在离婚诉讼中，要区分精神病人属于哪种情形的不同情况。根据完全不能自理、或者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的划分原则，和另一方的经济状况，给付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其次，确定一次性的给付标准。针对精神病人病情的不同程度，目的是解决精神病人在离婚后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居住的住处等问题。由于精神病人在离婚诉讼中的特殊性，对于所解决精神病人的生活费用中，应当包括一定的治疗费用，由另一方一并给付。再次，对于另一方给予精神病人的经济帮助，是一种物权性质，而非扶养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保护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身体健康，照顾精神病人的生活，管理精神病人的财产等方面应由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实施。在夫妻存续期间夫妻依法应履行相互扶养、扶助的义务，但在离婚后，互相抚养的义务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因此，离婚时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不应再以坚持不同意离婚或其他理由为要挟条件，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过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
7、对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的审理无须经过特别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９３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因此只有当事人要求对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确认的，才适用特别程序，无须每个婚姻案件都必须适用特别程序。


2004年12月


从戎某挪用公款、诈骗一案看"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六条在实践中的理解适用

杨飞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以下简称"第六条"）：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涉及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案件时，应当将贪污贿赂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 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应当将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在上述情况中，如果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为主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案例
戎某原系某县法院执行庭助理审判员，1996年-1999年，戎采取开具白条手段，收取多名民事案件被执行人执行款6万余元人民币私自予以截留，归个人使用。在其挪用行为被所在单位发觉后，该戎仓皇出逃。出逃期间，戎某以遭窃等为名，向外地多名朋友骗取4万余元人民币，全部用于赌博挥霍。案发后，该县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对戎某立案侦查，期间又查清了戎某诈骗犯罪的事实。并以戎某涉嫌挪用公款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对本案中戎某构成挪用公款罪、诈骗罪无异议，但对检察机关是否有权对戎某的诈骗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存在不同观点。
赞成者认为，检察机关以挪用公款罪对戎某立案，侦查期间又发现戎某的诈骗事实，主罪为挪用公款罪，依照"第六条"的规定，对诈骗罪应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反对者认为，诈骗罪只能由公安机关立案。且在本案中，诈骗罪法定刑量刑档次高于挪用公款罪。主罪为诈骗罪，故诈骗罪应由公安机关立案管辖并侦查挪用公款罪，而检察机关予以配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诈骗罪为主罪，检察机关对诈骗部分无侦查权，只能配合侦查。故只对挪用公款部分做出判决，对诈骗部分取得证据认为是非法证据，不予认定。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主罪为挪用公款罪，但检察机关未将诈骗罪移送公安机关，违反了管辖规定，对诈骗罪取得的证据不予认定。
分析上述观点，分歧在于对"第六条"理解不一。矛盾焦点有三，分述如下：
主罪问题
什么是"主罪"，法律上从无界定。但主罪的提法早已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出现。较早提及的是"两高"、公安部于1984年5月26日发布的《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犯罪集团的意见》，其中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不以流氓罪为主罪，或者虽有流氓行为，但尚未构成流氓罪的其他犯罪集团，不应认为流氓集团。"从"主罪"含义上看，应是相对于次要罪而言的。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确定数罪中主罪时，往往先比较各罪的法定刑，重刑者自然被反推为主罪。其实，主罪并不等于重罪。依主罪必重罚确定主罪是不自觉地受到了刑法溯及力理论或其他理论的影响。"主罪"含义理应考虑若干要素，如主体身份、犯罪手段、危害性、应处刑罚、社会影响以及数罪的地位关系（如牵连包容）等。参照刑诉法第25条中“主要犯罪地”之“主要犯罪较妥当”。数罪相比，次数多、范围广、危害大、判刑重的应是主罪。笔者以为，上文提到的"《意见》"中，如果有一犯罪团伙长年从事流氓活动，影响极坏，突于某日受雇而窃取国家秘密一次，尽管根据该罪可能处刑较之流氓罪重，但由于该团伙以从事流氓犯罪为常业，且影响大，仍不影响其流氓集团性质（流氓罪和流氓犯罪集团现已不存在）。从本案看，戎某身为法院干警，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长期归个人使用，且数额较大，次数多，属于情节严重，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在5年以上处刑。潜逃中，又诈骗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处刑。根据法定刑也应认定主罪为挪用公款罪。
不论上述比较两罪法定刑的方法是否合理、有依据，如根据戎某犯罪的情节、身份、危害性以及发案顺序来考虑，综合认定主罪为挪用公款罪理由更充分些。客观上讲，大多数主罪都是重罪，单纯比较法定刑的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主罪为轻罪毕竟是少数；再者，这一方法也可简化程序、避免争议。但对于处罚大体相当的两罪，特别是对“第六条”中解决公检互涉案件的程序性问题方面，还是由公、检两机关综合考虑为好。“第六条”在确定主罪侦查机关为主侦查时，用语上是命令式的，难以做变通理解，故而如将主罪也做机械理解，无助于指导侦查实践。侦查还必须考虑查破难度，不能只根据刑罚轻重来定，这样才会使司法解释发挥实际的作用。
另外，在主罪的具体判断上，首先要判断“他罪”。先立案机关开始一般是发现他罪端倪，但很难判断线索是否构成他罪。有可能是在管辖内案件即将侦查终结时才发现他罪，即“带出来”的他罪（本案即属），即相关司法解释中提到的“判断有可能为... ...”。笔者以为，在侦查前期都只能由先立案的机关侦查，待有足够证据认定主罪了，再将案件移送对方，协商确定何为主罪，谁来主侦，防止抢案和推委扯皮。类似精神可见“两高”、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1982年发布的《关于军队和地方互涉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中。也就是说，在前期先立案机关单独取得的涉及之罪的证据当然不能算非法证据。其次，从判断主罪看，主体只能是公、检两机关，时间是侦查阶段。因为同上所述，先侦查机关发现两罪后，由于其主次经常随着侦查开展不断变化，不可能“一举”预见何为主罪，侦查机关的判断很可能在后期改变调整，和审判阶段法院就主罪的判断不一致是正常的，但法院显然不应根据审判阶段做出的认定，而后要求由哪个机关重新主侦。“第六条”本身的定位在侦查程序阶段，无由认为是对此类证据形式的强制性规定。只要公、检双方就互涉案件协商一致，即使对案件主次的认定和最终认定不同，也不等于前期取证是非法的。否则，此类案件在侦查前会出现征求法院意见的情况，而由法院本身对此定性也是做不到的。即使积极主张由法院对公、检刑事诉讼活动进行“客观”司法审查的学者也不将此类问题纳入审查范围，（1）无非是因为如审查此类问题难度太大，法院介入等于接手一个“烫手山芋”。这样做忽视了证明标准的阶段性规律，（2）将束缚公检双方的手脚，产生更大的办案稽延，与“第六条”的精神背道而驰。故笔者认为此类案件，审判机关无须对主罪做出认定。
关于“涉及”的问题。广义上讲，只要是公、检在侦查各自管辖范围内案件时发现对方管辖的案件均可称为“涉及”，但从该条本意看，应该是指与本罪有较为密切关系，或主体相同、或罪行牵连伴生，而且不查清“涉及”之罪便难以查清主罪的情况。只是发现对方的案件线索，不能算是“涉及”，应及时移送，也与后面讲到的"为主侦查"不发生关系。
立案问题
这是实践中经常忽略的一点。从"第六条"规定中的"上述情况"以前部分的内容看，应该讲的很明确：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办案时涉及到对方管辖的案件应先将案件"移送"对方。这里的"移送"，毫无疑义是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立案侦查。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律师往往不问谁立案，而在有管辖权机关有无参与侦查、参与了多少程度、何为"主罪"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默认为此类公、检互涉案件是由一家"一揽子"立案，而另一家配合而已（3）实践中公、检两机关依据这种理解已办了不少案件。这实际上是对"第六条"的误解。只注意了该规定的后半段，而忽视了前半段的大前提。
事实上，“第六条”规定也存在缺陷。该条文前半部分讲了发现对方案件应互相移送的问题，可以说分清了界限。而后半部分在未涉及任何主要次要、共同管辖之类规定的情况下，却出现"主罪"、"为主侦查"概念，无立足点，太突兀。该条中"在以上情况中"的规定并未说明是何种情况，在这里令人不好理解。实际上前半部分等于强调了刑诉法中立案管辖的规定，甚至可以省略。既然要求按规定移送，各管各的案件即可，何来"为主侦查"之说？比如公安机关管辖自己管辖的案件，牵涉到了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那么，公安机关只需将对方案件移送即可，怎么配合？配合的案件究竟由谁立案？检察机关是配合公安机关侦查那个罪呢？怎么算移送？如果移送后再配合侦查对方的案件，又好象与前半段刚刚强调的分清管辖精神矛盾。其本意显然是要求次要罪管辖机关配合主罪管辖机关侦查全案，然而没有表述清楚，缺乏操作性。属于那种出台司法解释常犯的"法律概念存在引起争议的边际模糊状况"。应修改，在前提中讲明由主罪管辖机关为主侦查全案的意思。这样，也就不会出现一审判决中回避“立案”，而笼统讲侦查的表述。其实，同样的问题， "两高"、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军队、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99年联合发布的《办理骗汇、逃汇犯罪案件联席会议纪要》中第三条规定就点破了这个要害。具体表述为"公安机关侦查骗汇、逃汇案件涉及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应当将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对管辖交叉的案件，可以分别立案，共同工作。如果涉嫌主罪... ... " 其中，"分别立案，共同工作"就是对此类互涉案件如何查处最明确、简洁的表述。今后在办案时应予以参考。
在本案中，规范做法应是由检察机关将诈骗案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戎某以诈骗罪进行立案，再配合检察机关侦破全案，一并起诉。本案二审判决指出“未移送”这一点是正确的。有人主张为办案所需或作为补救措施，可由公安机关出一张委托书，委托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诈骗案，这显然是违背了法律规定。立案管辖属刑诉法硬性规定，怎么能委托其他机关代为行使呢？一些论文中将此种情况归结为管辖之争、谁管辖其实是一 种误解。(4)管辖必须分清，应无争议，这里是说明谁为主侦查的问题。
对类似本案（本案未将诈骗部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不符合形式要件的证据是否一概排除，尚存较大争议。因为针对非法证据的非法性质、程度不同，各国都很少一概排除。（5）就连学者最多推崇的美国也“开始放弃排除一切违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极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非法证据使用”（6）笔者认为，如公、检两机关对自认为属本机关管辖的案件侦查终结，而后来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改变定性为两个互涉罪名的，不宜对所取证据当作非法证据不予认定，况且这不同于明知情况下的非法、越权办案。大量供述、证言并不违背言辞证据的任意性规则，与“毒树之果”是有区别的。（7）一概排除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特别是对于取证范围广、难度大的案件）；另外，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将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终结的案件受理后，在判决中依法直接改变定性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罪名的情况大量出现，如将挪用资金罪改为挪用公款罪，并未就此认定公安机关的取证是非法的，更少对此类案件的证据不予认定。基于此，如对改变定性的互涉案件硬性依据“第六条”排除所取证据，势必与实践中审判机关的做法形成明显矛盾。
"第六条"规定还有一个明显疏漏。就是对"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案件"的规定明显失之过小，因为检察机关管辖的还有渎职等其他案件。比较一下，这一不合适规定被高检院后来的《刑诉规则》继承下来，而在公安部于1999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1条中就表述的比较合理了。
配合之争
配合什么？如上分析，"第六条"在于说明对互涉案件谁主侦、谁配合的问题，而不是赋予那个机关特别立案权，所以"配合"不是"配合立案"，而是"配合侦查"。解决了上述立案问题，侦查的问题已经大致明朗。为何还会产生配合的问题呢？有人认为，侦查必先立案，不立案者不能侦查。其实，在明确管辖、不出让立案管辖权的前提下，公、检配合侦查对方的案件是不违法的，从"第六条"规定看，既然是“配合”，公、检完全可以配合侦查自己和对方管辖的案件，这也是司法机关应坚持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至于配合的方式、程度，在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应无特别要求，可以探讨案情，可以帮助押解人犯，可以协作取证等，均不失为"配合"， 一切以方便破案为原则。本案在庭审中辩护律师提出，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宪法规定的大原则，是应当的，而办理公检互涉案件时“第六条”中规定的“配合”的应该与此有别，公检双方都应该有人参与实质性的侦查。实践中一些人也提出此类管辖交叉案件，侦查机关"配合"一定要在各个侦查环节见之于书证，甚至要求制作笔录时公检双方要同时签字。有些侦查机关办理互涉案件在进行一些侦查活动时还要专门让对方一起参加，做见证，事后再补一张详细的配合说明。以上都有失偏颇。有些做法虽无不可，但要公检两机关取证时事必躬亲似乎没有必要。首先，如前述，在侦查前期主次罪不明的情形下要确定哪个机关配合是不切实际的。其次，毕竟配合的目的在于尽快侦破案件，不是添乱。例如在本案中，戎某潜逃后被公安机关从广东千里迢迢抓获归案，显然是配合，不能因为逮捕是公安机关的本身职责，就不算实质配合。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法律文书制作、强制措施适用问题是否必须必须由立案的机关分别作出，笔者认为没必要。既然是"为主侦查"，自然有权采取各种侦查措施，侦查终结后由主侦的机关统一制作法律文书（立案决定书应由有管辖权的机关作出）。

（1） 任寰《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人民司法》2000年第3期）。
（2） 叶青、王超、王刚 《中国诉讼法学会2000年年会综述》 （《法学》2002年第12期）
（3） 《反贪侦查工作重点难点问题述评》 （《浙江检察》2001年第5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律实务全书》（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5） 邓强、岑延平 《对职能管辖冲突下法院不予受理的剖析》http：//law-lib.com。
（6） 甄贞等著 《程序的力量》第340页（法律出版社）。
（7） 刘国清、刘晶 《刑事证据规则实务》第68页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浙江省岱山县检察院 杨飞
2002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