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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三)
------正确运用“教师申诉”这一法律手段，充分维护教师合法权益
------从成都教师杨茂维权一案胜诉谈起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前面的话 ]
　　2005年3月4日，成都大学教师杨茂接到了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杨茂老师的诉成都市教育局“不服市教育局作出的行政决定案”历经三个诉讼程序，终于获得胜诉。据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信息网（http://www.cdqingyang.gov.cn/index.jsp）青羊新闻报道称该案为“全省首例教师不服市教育局作出的行政决定案 ”。
　　教师申诉是我国《教师法》规定的为维护广大教师合法权益的专门性法律救济途径[1]。然而全国多例教师申诉案，教师未获得成功。媒体上轰动一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北京孟娟教师，因向学校提出要求公布学校领导收入，后被“停职检查”。孟娟老师的第一次教师申诉无果，继而提起对北京市朝阳区教委的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诉讼一、二审均告败诉，对北京市朝阳社区学院的人事争议仲裁被裁不予受理，继而提起的人事争议案件的民事诉讼第一审也于2004年12月8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详见《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二)》）。而在此情形下，为什么成都杨茂老师的行政诉讼会取得胜诉？除杨茂老师为维权深入学习研究、掌握法律的主观原因外，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我国《教师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精神，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公正裁决是本案胜诉的根本。另一方面，成都市教育局未能充分认识《教师法》，未能正确认识其行政职能，未能正确行政执法和履行法律赋予的行政职责是该行政诉讼案一审败诉的主要原因。
　　本文结合《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文中阐述教师申诉的行政制度法律原理，对成都大学教师杨茂维权一案胜诉的法律原因， 透过该案的一审行政诉讼、该胜诉案一审判决书以及相关法律文书、案件中当事人的相关文书材料进行分析，对广大教师如何正确运用教师申诉这一法律手段，充分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的有关问题作再次阐述。同时也愿各教育行政机关能通过本案中的教师申诉处理工作中存在若干问题，获得相应的收益。

　　[一、案情 ]
　　[1、案情 ]
　　杨茂于1997年5月，因按照国家关于军人家属随军的政策从重庆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调到成都大学任教。1999年6月向所属的企管系（现改名为工商管理系）提交请调报告，该系同意，但成都大学人事处提出“杨茂只在成大工作了两年，按“规定”，这时为提前调走，必须向学校交纳余下三年共计9000元的“调动补偿费”。”，杨茂对此“调动补偿费”有异议而人事处坚持交钱，故导致杨茂无法办理调动手续。基于杨茂的请调，系里未安排杨茂的下学期课，故杨茂在新学期中无课可上。
　　2000年7月初学校临放暑假之前，杨茂到学校找到系主任，系主任讲了两点：一是学校人事处坚持“交钱”，二是学校已出文将你“除名”，并叫杨茂去找人事处。杨茂即到人事处申诉了个人情况与未上课是系没有排课的原因。学校人事处告知需要核查有关档案，为什么杨茂当初调入学校时没有与学校签任何合同。事情拖延至2001年1月11日，人事处负责人通知杨茂可以回学校办手续了，杨茂即到人事处，当时韩萍处长告诉杨茂：鉴于确实没有与学校签署任何合同这一事实，不再坚持交钱的要求，并同意本人将人事档案关系转出，但要收取了360元的档案管理费。杨茂虽交纳了360元，但认为“档案管理费”于法无据，同时得知于1999年9月22日被除名，并由学校人事处报市人事局下编，对此提出异议故没有办理提档手续。
　　而后虽经杨茂多次与学校交涉但无果，又被拖得长长无了期，此时无工作无生活来源的杨茂迫于无奈，便于2002年12月23日依据《教师法》第39条之规定，向成都市教育局提出教师申诉。其申诉请求为：

　　（一）请求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宣布被申诉人针对申诉人作出的《成都大学文件（成大校人字〈1999〉7号）--关于对杨茂予以除名的决定》无效，并责令被申诉人立即撤销该决定，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全校以消除对申诉人名誉的影响；
　　（二）请求上级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被申诉人尽快恢复申诉人正常的人事工作关系及教师身份编制以及有关社会保障关系并在其爱人从部队转业后，合理妥善解决申诉人的工作调动问题。
　　（三）要求被申诉人对因“成大校人字(1999)7号”文件所作出的错误处理决定及拖延复议纠正时间而给申诉人造成的经济和精神损失予以道歉和赔偿，并要求被申诉人为申诉人接续上中断的工龄，补发从该错误决定作出之日起至被撤销之日止这期间停发的申诉人的工资总额及补缴由此可能中断的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等各种按国家规定应该缴纳并由被申诉人代缴的社会保障金；
　　（四）要求被申诉人人事处退回曾向申诉人收取的所谓“档案保管费”360元人民币。




60天后，成都市教育局于2003年2月23日作出《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同月27日送达杨茂。《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作出的处理意见如下：

　　1、撤销成都大学作出的《关于对杨茂予以除名的决定》（成大校人字(1999)7号文件），责令其依法重新作出决定；
　　2、成都大学退还收取杨茂的档案管理费360元；
　　3、对杨茂的其他申诉请求不予支持。



　　杨茂收到《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后，认为“意见书”无论程序还是在实体上都明显存在诸多不符合法律法规规范的问题，当即便提出交涉，希望及时补救和有效督促义务人成都大学履行义务但无果。
　　经过一年多电话、书信、提交书面材料所作的交涉与努力直至起诉前也没有任何结果。期间成都市教育局也多次与成都大学交涉，成都大学未履行“意见书”的义务。2004年6月6日杨茂以：1、“意见书”程序和形式不规范、不合法；2、“意见书”采信证据失察、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有误，没有完全分清是非，其“处理意见第3项”更是没有正确的事实根据；3、“意见书”中的“处理意见”明显矛盾，其“处理意见第3项”与自己“撤销除名决定”相互冲突，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难以自圆其说，而且明显与有关法律法规相悖，说明被告根本没有真正正确履行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为由，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诉讼起诉状》，2004年6月25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青羊立字第1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杨茂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杨茂于2004年6月30日依法提出上诉，2004年8月26日成都市中给人民法院作出(2004)成立行终字第2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行政裁定，由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公开审理，于2005年3月1日作出(2004)青羊行初字第64号行政判决书，杨茂胜诉。

　　[2、杨茂维权及诉讼过程中的主要争议焦点 ]
　　1、杨茂未上课是否属于旷课
　　2、成都市教育局是否当管辖杨茂提出的教师申诉
　　3、成都市教育局处理杨茂教师申诉是行政职能还义务“调解”、居间“仲裁”
　　4、成都市教育局作出的《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是否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与适用法律正确
　　5、杨茂对成都市教育局提起行政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6、法院不予受理的行政裁定书存在那些错误
　　7、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的正确所在
　　8、成都市教育局败诉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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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进入法律程序的焦点问题分析 ]
　　[1]、杨茂未上课是否属于旷课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修改稿)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